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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诗发展问题的探讨 　　一、中国新诗传统说 　　 　　早两年，关于新诗有无传统的问题展开过有益的讨论[1]。期间，由于各家理解“传统”的观念不同，似乎谁也没有说服对方的力量，最后也就不存在任何结论了，这样的结局比较客观。因为，八十余年的新诗发展始于反叛传统，终于模仿西方诗歌，要创建中国新诗传统，既无厚实的创作基础，也决非易事。20世纪初期，在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文化革命中，中国新诗被率先用“洋装”（西方诗歌）武装起来，成为提倡白话文的第一个表现对象，在随后乱轰轰的旧中国，它用个性解放的思想武器对抗当时的时代，充分发挥了启蒙大众的价值意义；20世纪中期，中国新诗多数穿上入时的政治外衣，其特色不太鲜明，诗人个性基本缺失；20世纪晚期，中国新诗从噩梦中醒来，获得了对自由精神追求的话语权利，诗语由不吐不快到朦胧到口语化，以体面的生存姿态走完了20世纪最后20 年。中国新诗跨过21世纪才几年，又被人们快速地置于边缘地带。几多曲折，几回生死，中国新诗始终处于艰难生存的尴尬局面。 　　有人说中国新诗其“反传统本身便成为传统”[2]，有的说“不定型恰恰是新诗自身的传统”。3]我们认为，不论是中国新诗创作实践还是中国新诗理论研究，在新诗传统的建立上，首先需要克服浮躁状态，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新诗的成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用自己的创作实绩证明自己存在的真实。一般说来，文学传统是由坚实的文化沉淀而成，具有鲜明的客观存在性；文学传统又是一种再生基因（除了人为的破坏以外），它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优势。我们思考的是，中国新诗如果急于做出一种具有鲜明文化根基的样式，而不在创作实践上拿出好作品来，新诗困境还会越来越多。 　　中国是泱泱诗歌大国，其标志是有着丰富多彩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诗词歌赋及其诗学理论。进入20世纪，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诗歌这一民族文化结晶体竟然一瞬间嘎然而止，代之而起的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新自由诗，即所谓中国新诗。一百年来，中国新诗成为中国诗歌的唯一形象代言人，并试图支撑起一个时代，事实上，纵观其发展，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新诗难释重负。 　　就中国接受主体而言，新诗并没有在大众的审美领域里占有重要地位，而被大众传承的还是中国古典诗词。鲁迅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4] 　　实际上，从1900年至1935年，鲁迅旧体诗词创作从未中断。1965年，毛泽东说：“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5]还说“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造，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6]毛泽东诗词不仅为旧体诗词形式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之争得了一席合法地位，改变了20世纪诗坛的格局，矫正了中国新诗发展的偏颇，而且还连接上了被割断了的历史文化链条，照亮了中国诗歌发展的航道。还有一点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与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诗歌评论的活跃局面相比较，现在新诗评论则显得有些萧条，而且一些新诗评论家“归隐”现象明显。 　　就中国新诗自身而言，其致命的弱点就是严重脱离母体文化，成为民族文化断层中的畸形儿。那么，中国新诗八十多年写作与诗学积累，有哪些东西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呢？ 　　 　　1、中国新诗兴起时的粗糙。中国新一代诗风兴起于五四运动。在民主与科学的启蒙下，新诗以摧枯拉朽之势崛起在诗坛上。胡适是中国新诗的拓荒者，他把打破旧诗词的格律作为主攻方向，并力主白话入诗，以实现“诗体大解放”的目的，他的主张因为适应了当时时代的精神氛围，所以一呼百应，形成势不可挡的新诗潮流。但早创时期的白话诗处于“无治状态”，大多数存在思想、激情有余而形象、韵味欠缺的毛病，流于平直浅露。后来文学研究会的诗人虽力图在创作中予以补救，但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总体趋势。只是到了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诗派突起后，才给新诗带来一些个性化色彩，并对稍后出现的蒋光慈、殷夫、蒲风等人的激进诗歌和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等人的唯美诗歌产生过积极影响。 　　 　　2、探索标新立异的诗艺。20世纪20年代中期和30年代初期，在现代诗坛上形成了较为多元的格局。激进的革命诗派，初期象征诗派、新月诗派和现代诗派，他们都在追求“纯诗”，探索标新立异的诗艺，或引进法国象征主义的手法，或倡导新格律诗，或寻找中西诗歌表现艺术的审美契合点。这些偏向于唯美主义的诗人群体，对把新诗艺术推进到成熟的阶段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但是，由于这些诗人大多数是从国外归来，他们钟情于西方诗歌，往往深深陷入西方诗歌及其理论而不能自拔，有的甚至有意回避对中国传统诗歌的继承和借鉴。 　　 　　3、当代新诗的坎坷。新中国五十余年的新诗创作在曲折中求生存。1958年的诗歌运动，文革十年的新诗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