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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相关的研究述评 　　中国恢复国民经济核算已有30余年，在此期间，中国逐步由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向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转变，实现了与国际通行核算模式的全面接轨，国民经济核算的相关研究也不断丰富和完善。本文对近30年来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相关研究进行系统的总结和评价，并对如何在SNA(2008)的框架下创新和发展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完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出了建议。 　　 　　一、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及相关理论研究的发展 　　 　　“文革”之后恢复国民经济核算以来，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恢复期(1978―1984年)。在“文革”后国民经济核算恢复的初期，中国仍沿用MPS作为基本核算模式，恢复了国民收入核算，随后编制了MPS的投入产出表，建立了综合财政统计，编制了综合能源平衡表、主要原材料平衡表和消费品平衡表。 　　在此期间，中国开始系统引进和介绍国际上的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先后出版了《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的基本原理》(李运宽译，1981)、《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68)》(闵庆全等译，1982)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的比较》(闵庆全译，1981)。这些官方文献的出版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起到了启蒙作用。 　　在国民经济核算的恢复期，中国统计学界就国民经济核算的生产范围展开了激烈讨论，并逐渐达成共识：服务同物质产品的生产一样，要消耗一定量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服务劳动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而且创造价值，所以服务劳动具有生产劳动的性质，应该包括在国民经济核算的范围之内。钱伯海提出了著名的国民经济核算平衡原则，即生产范围划在哪里，产值指标就算到哪里，中间消耗与最终使用也就算到哪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原始收入和派生收入就在哪里分界。该原则的含义是，从计算社会再生产的不同环节――生产、分配和使用三个方面，国民经济活动总量指标的计算口径应该一致、计算结果应该相等。国民经济核算平衡原则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刘长新…认为国民经济平衡表的改革是建立有中国特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核心问题。他指出国家统计局1981年制定的《国民经济平衡表》(草案)在核算体系与形式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各平衡表之间的量的联系；二是缺乏综合性核算形式。他建议让各专业统计部门了解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的要求，并提供国民经济核算所必需的统计资料，由此组成以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指标体系为总系统，以各专业统计指标体系为分支系统的整个国民经济统计的完整指标体系系统。 　　第二阶段，改革期(1985―1992年)。即MPS体系向SNA体系的转换阶段。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中国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了改革，在继续实行MPS的同时，从1984年开始着手建立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经过反复研究和多次试点，于1992年设计出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 　　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主要在4个方面进行了改革：第一，扩大了核算范围。从过去单纯的物质产品核算扩大为包括服务在内的全面核算；从过去财政、信贷资金运动的核算扩大到全社会资金运动的核算。第二，充实了核算内容。在总量核算的基础上，充实了反映部门间经济技术联系的投入产出表；从部分价格指数的计算扩大到国民经济综合价格指数统计；从流量核算扩大到对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存量核算。第三，改进了核算方法。新核算体系采取了账户、矩阵和平衡表相结合的核算方法，为进行国民经济的总量核算、结构核算和各种数量分析提供了条件。第四，提高了国际比较能力。新核算体系吸收了国际上不同核算方法的长处，并采用了板块的转换结构，可进行MPS和SNA两种核算体系的相互转换，真正实现了MPS与SNA的协调整合。 　　在此期间，国内学者对MPS和SNA的发展、五大核算系统、SNA的本质和理论基础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赵占明和李宝瑜分析了矩阵式国民综合平衡表的优势，研究了MPS框架下投入产出表的扩展问题。毛邦基从概念、理论基础、分类、五大核算体系和核算方法等方面对SNA进行了全面介绍。邱东针对国内一些有失偏颇的认识，提出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SNA，并结合中国统计的实际情况在以下几方面加以借鉴和吸收：核算内容的相对完整性；注重宏观核算及其与微观核算的协调；核算结构的统一性；支撑体系结构的分类体系；体系内容不断适应宏观管理的要求而更新；与核算内容相协调的核算形式系列。詹云乔分析了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理论和方法上存在的缺陷，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意见，主要包括扩大核算范围，把国民经济各部门都纳入核算体系；建立新的社会劳动增加值、国民收入、社会增加值三大宏观经济核算指标；改革对社会再生产各主要环节的核算方法，建立科学的宏观经济核算指标体系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