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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政治体制比较的研究 　　摘 要：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台湾等东亚国家或地区发生了较为剧烈的政治和社会转型。发生在上述国家和地区的转型并非沿着西方国家所理解的西方式的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方向变化，而是具有多种形态。所有被研究的相关国家和地区在政体层面都有区别，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不是议会制就是总统制，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央式的一党执政体制（严格讲，在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所有被比较研究的国家或地区的政治体制都具有连续性和转型的突出特征。 　　关键词：政治学；转型；政治体制；施政理念 　　中图分类号：D03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1-0092-03 　　 　　本文主要从转型角度对中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及地区的政治体制进行粗线条的比较分析，并且试图从这些体制中总结出不同形式的参与方式。在过去三十年里，上述国家或地区发生了较为剧烈的政治和社会转型。现有研究成果表明：发生在上述国家和地区的转型并非沿着西方国家所理解的、独有的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方向变化，而是具有多种形态。对于中国来说与其说是从民主化方面理解，倒不如理解为多元化和参与的扩大化。日本战后经历了一段低潮期（rollback），其中民主成就――如强势的地方自我管理等有所倒退，因此民主必须重新建设。台湾地区从发展中的独裁走向民主转型，现在韩国被认为民主已经稳定了。这些都表现为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领域不受损害的递增变化，这种递增的变化也适合中国的国情，这种政治上的变化与中国自20世70年代末以来持续的改革开放通常被解读为递增的变化是一致的。 　　本文首先将对东亚政治体制的共性与区别进行概括，不仅对各种体制进行单个比较，而且重要的是对这种体制的比较进行文化上的归类。一方面这些国家或地区存在体制的区别，另一方面在政治行为和程序方式特别是在非正式政治领域也存在着共性和区别。因此，问题或许就在于相关体制所处的地域特征。这种特征与文化传统或直接的政治历史――作为殖民地或帝国的状况（或者同时包括二者）是否有关，对于政治学研究来讲并非微不足道。我们并不能最终解答这个问题，但是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却使人感到振奋。 　　所有相关的国家和地区在政体层面都有区别。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不是议会制就是总统制。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央式的一党执政体制（严格讲，在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一党主导的特征虽呈现共性，但是在政治现实中却存在很大差别。在中国，党政在结构上是平等的。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政体的写照，党依法将相关施政理念转化为人民的意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党和政府具有极强的一致性。在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政府会产生轮替，但是实例表明，这种轮替并非民意的真正表达。以日本为例，1993年并非人民选举政府，而是根据选举获胜的几个党的联合共同对付自民党――这种轮替经历了短暂的时间。而在韩国和台湾却是另外一种情况：长期执政党的解体被作为政治体制中政治竞争群体整合的象征，并且被首先认为是政府与反对派之间和平的、有规则的轮替试验。这些是否是对民主巩固的考验，从学术上来讲，应该区别评价，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政府轮替结果的时间相对比较短（韩国是在1997年，台湾是在2000年）。现在已经不再把一党长期主导的阶段单独归因为统治者中的政府精英。集权和独裁在一党执政方面虽比民主风格的生存期稍长一点，但是日本的情况完全证明，这种因果性不会导致执政党疲劳过渡。在日本，自由、广泛和公正的选举没有能够让人民成功阻止自民党自1955起作为强势政党在下院有关政府组成的决定性选举中所发挥的突出作用。在日本，反对派至少在外部看来是没有抵抗力的。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反对派致力于使一党主导的政治解体，呈现出与联盟战略极为相似的情况（如现实中的马来西亚）。从比较看也不能忘记一点：必须观察到结构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在一党主导的体制里对于政府的挑战者来说减少了政治性的事务结构。从日本的情况看，需要指出以下几点： 　　一是政治官僚主义的发展，因为超过几十年政府都没有发生过轮替，并且官僚主义对于政党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二是执政党机构内财政和信息资源的高度集中，这些在选举时发挥着决定性的优势；三是政党的“现代化果实”被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政治领导人所占有；四是执政党“稳定的果实”，首先由于积极的经济发展进一步保持了政治稳定；五是执政党“特权的果实”，通过政府为争取选票而花费在地方项目上的款项的政治及金钱政治和范围广泛的当事人（新的中产阶层和特定的利益集团）获利于政策优势和物质上利益。 　　上述因素的背景对于反对党的事务结构来说，虽然会给予他们形式上的民主、参与和平等的价值诉求，但是可以有效利用执政党的错误行为。在政治领域里发生的政治丑闻和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