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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村寨的研究省思 　　村落研究是当前学术界的热点。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民族村寨研究成果颇多，但从整体上看，该领域的研究长期存在着一些不足：一是研究层次的滞后性，基本停留在整体民族志的浅层建构阶段；二是研究范式的单一性，以古典进化论为基本思维范式；三是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将民族文化事象与主体生活情境相剥离。这些不足需要我们加以认真省思。 　　关键词：民族村寨研究 民族志 进化论 文化事象 　　作者肖青，女，云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地址：昆明市，邮编650092。 　　 　　一、中国民族村寨研究综述 　　 　　作为一个相对自成体系的文化承载单位，村寨或村落通常被视为“小传统”赖以传承的基本生活空间。通过对这种微型社区的研究，来透视中国乡土社会生活的本质，一直以来都是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在吴文藻先生“人类学中国化、本土化”学术思想的指导下，不断探索并逐步完善中国村落研究方法，成为几代学者共同的努力方向。 　　长期以来，我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一直注重实地田野调查研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村寨成为民族学调查研究的重点对象，在全国范围内先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调查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前后历时十余载。在此基础上汇编整理而成的500余册“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收集了大量的民族村寨调查资料。 　　20世纪70年代末，民族学和人类学在中国得以恢复，民族村寨调查研究再度展开。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一时期大规模的民族学调查主要围绕三个课题展开，即撰写“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边疆民族地区稳定和发展以及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就区域性的民族学调查而言，西南地区先后进行了“六江流域”、贵州“六山六水”、“五沿”地区、滇川藏地区的民族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调查，中南、东南、东北、西北等地区也围绕社会历史、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经济发展等问题，分别对区域内的少数民族展开了规模不等的调查。这些调查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民族村寨层面，具有重要的研究参考价值。其中，反映广西“盘村”瑶族从游耕到定居的村寨调查成果以著作形式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分县、乡、村(寨)三个层次对14个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成果，也整理汇编为“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公开出版。 　　进入21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村寨调查研究在规模和内容上都有了新的突破。云南大学先后两次组织多学科调查组，分别对云南25个少数民族以及全国15个省区32个少数民族，各选取一个典型村寨进行综合性田野调查，前后共出版了60余部民族村寨调查资料及专题研究报告。同一时期，郝翔和朱炳祥对白族“周城”、翁乃群对“南昆八村”、尹绍亭对5个“民族文化生态村”、吴浩对“侗族村寨”、彭兆荣对苗族“摆贝”、萧亮中对“车轴”、焦虎三对羌族“阿尔村”、彭多意对彝族“可邑村”等少数民族村寨的田野调查成果，也以著作形式相继公开出版。 　　近几年来，人类学、民族学田野作业中还出现了对著名调查村落的回访再研究。一批国内外学者在追踪调查中，对先驱者的学术作品进行重新认识和再诠释。在少数民族村寨研究领域，梁永佳对许娘光的“西镇”，褚建芳对田汝康的“那目寨”，先后进行了深入的追踪回访，并分别围绕地域崇拜仪式和“人神交换”展开研究，形成了相应的学术著作。这些对“魁阁”经典著作的多角度再探索，无疑为人类学、民族学田野回访的“反思性继承”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支持和实证。 　　此外，在这一阶段的民族村寨研究中，纳钦对蒙古族“珠腊沁村”的村落口头叙事与传统信仰民俗的互动关系，谭必友对土家族苗族杂居的“古村”从自身话语状态到话语结构中的盲点状态的社会变迁过程，徐平对羌族“羌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适应与变迁，徐赣丽对“桂北壮瑶三村”发展民俗旅游所引起的民俗传统变迁及其自我发展更新机制，沈红对苗族“石门坎”在结构一主体关系变化中的村寨社区教育，李春霞对电视植入彝族“草坝子”社会生活的文化生产机制，都展开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和深入研究，相应的学术著作对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村寨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变迁做了新的探索和表述，拓宽了民族村寨研究的视野，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民族村寨研究的学术困境 　　 　　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进程中，民族村寨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尤其在最近10余年中，村寨研究日益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人类学、民族学者纷纷涉足以民族村寨为单位的微型社区研究，形成了不同角度的田野调查资料和理论研究著作，这无疑为后来者更好地认识民族村寨社会、把握地方乡土传统提供了大量可资参考的前期研究成果。然而，整体上的突出成就并不能掩盖局部的不足。半个多世纪以来民族村寨研究尽管数量众多、规模庞大，但理论范式和方法论的滞后却导致其在具体的研究中不可避免地陷入某种学术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