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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发展的模式转型的研究 　　[摘要]作为全国22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京族在改革开放20余年问，突破了固有的限制性条件，将几经变迁却未能改变贫穷面貌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逐步转变为现代沿边开放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了民族整体富裕的新发展。此转型过程的重要启示在于，民族的进步与发展首先取决于民族主体地位的确立，取决于科学的政策引导与支持；民族经济发展不仅以潜在的特色优势向现实的比较优势转化为条件，而且，既以人的发展为基本动力又以此为根本目标。 　　[关键词]京族；人口较少民族；民族经济发展模式 　　[作者简介]李澜，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北京　100081 　　[中图分类号]F12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7)05―0091―06 　　 　　京族是我国22个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较少民族之一，总人口为2.08万人，主要分布在广西防城港市下辖的东兴市(县级市)江平镇及东兴镇沿海一带(东兴市京族人口14764人)，尤聚居在江平镇的万尾、巫头、山心、潭吉、贵明等5个行政村，人口达1.12万人，其中万尾、巫头、山心素有“京族三岛”之称。20世纪80年代以来，京族人民把经济活动领域从传统r的渔业生产拓宽到了边境贸易，在逐步改变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进程中突破了诸多限制性条件，实现了民族整体富裕。本文通过研究京族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过程，探讨人口较少民族实现民族进步与发展的内在原因和基本规律，以期为新时期民族经济发展模式的构建，以及对其他分布在西部边远山区、边境一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滞后的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一、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几经变迁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民族经济落后面貌 　　 　　作为典型的海洋民族，京族人民世代依海而居、靠海而生，以浅海捕捞为主的海洋捕捞是其重要的传统产业。以万尾村为例，1949年有70％的劳动力从事渔业生产，从事渔业生产的时间每年达9个月之多。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1964年编写的《京族社会历史情况》中反映，解放以前，京族地区占总户数2.9％的地主、富农和渔业资本家共占有全部鱼箔地的24％，而占总户数86.5％的贫苦渔民只占有51.0％的鱼箔地，平均每户只占有0.11处。贫苦渔民大都依靠租用鱼箔进行经营，被剥削的现象非常严重，生活极其贫困。新中国成立以后，京族地区于1952―1954年间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和渔业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土地和鱼箔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京族贫苦渔民分到了土地、耕牛、鱼箔、竹排、网具等生产生活资料。传统的渔业生产在原有拉网合伙劳动组织的基础上，先后组织了变工组、互助组，逐步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1954年8月成立了初级社性质的万东渔农团结社，并于1956年改万东渔农团结社为万东深海渔业大队。至1956年，京族地区基本上完成了渔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在1958年秋建立了人民公社。 　　在人民公社时期，京族地区除了深海渔业大队的海洋捕捞作业，各大队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从事亦农亦渔的生产经营活动，以浅海捕捞为主的传统民族经济发展模式开始发生变化。这一时期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京族地区的渔业资源和农业资源，渔业劳动组织管理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京族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渔业、农业都得了发展，但渔业仍然是生产队集体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时受统购统销的政策影响以及低产出生产方式的制约，尽管既有粮食生产又有渔业收入，但京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依然十分低下。 　　20世纪60～70年代，全国“以粮为纲”的农业产业政策和“农业学大寨”的政治潮流，唤起了京族同胞摆脱贫困的强烈欲望和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掀起了轰动一时的围海造田热潮。据记载：1969年4月1日即党的“九大”开幕当天，“全县最大的围垦工程――榕树头大堤合龙断流，县党政领导和民兵1万多人，在大堤上举行庆祝合龙典礼。大堤全长3000米，用工135万工日，国家投资180多万元，用粮(大米)150多万公斤(不含社、队自筹部分)，造田2万多亩”。围海造田把京族三岛由孤岛变成了半岛，对京族经济发展产生了历史性影响，人均耕地面积大大提高，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由单一的以海洋捕捞为主转向突出“以粮为纲”的渔业与农业种植业并重发展，京族人民的吃饭问题得到了缓解，但农业上人力和物力的集中投入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大回报，反而影响了传统渔业的发展，削弱了渔业的发展能力，人均收入水平没有明显提高，生活仍处于贫困状态。 　　可见，随着国家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转变，京族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虽几经变迁，在推进民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经济贫困、发展滞后的被动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