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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日韩的经验看中国银行业的改革 　　●中日韩三国银行不良资产膨胀有共同的重要原因，即强政府制度安排下特殊的政府和银行关系 　　●股份制不是银行抵御行政干预的有效形式。日本主要银行早就实行了股份制。韩国的银行自1980年代以来，也一直实行股份制。但在强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下，不良资产仍然大量发生, 导致了金融危机 　　●限制外资进入银行业不是防范金融危机的有效手段。防范金融危机，要从根本上解决和消除银行不良资产膨胀的制度性原因 　　●积极的外资战略是强政府经济国家在处理不良资产的同时 ,改革政府和银行关系并推动银行业改革的有效措施。而惟有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和银行的关系, 才能在现有的不良资产得到处理的同时, 防止新的不良资产大量发生 　　●有效的外资战略要有广度和深度。首先, 外资在整个银行业中所占的比重要大。此外, 外资要以独资、合资、参股、控股、管理顾问等多种形式全面参与一国的银行业 　　 　　众所周知，大幅度降低不良资产的比重，同时防止新的不良资产大量发生，是实现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目标的关键一环，是解决中国银行业危机和实行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首要的、也是非常艰难的一步。 　　事实上，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如韩国、日本、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也都面临着如何处理规模巨大的银行不良资产问题。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特聘教授王一江博士和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经济系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博士近年来对中国银行业的改革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同时也对中日韩三国处置各国银行历史遗留的不良资产方面的手段和结果进行了深入研究。日前，两位学者就中日韩三国银行不良资产形成和处理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以及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提供的参考和借鉴等问题共同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强政府造成的不良资产 　　 　　《商务周刊》：中日韩三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规模有什么特征？三国银行业产生较高不良资产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田国强：从官方公布的数据看, 中日韩三国不良资产的数量比较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中国的不良资产相对规模比日本和韩国都要大很多，因此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难度更大；第二，近年来，中国和韩国银行不良资产比重下降较快，下降了大约10个百分点，但中国由于不良贷款的规模大，直到2002年3月中国不良贷款的比例仍与1997年金融危机冲击后的韩国银行不良贷款比例相当，为16%。从这个角度来讲，留给中国的任务仍旧相当艰巨；第三，日本的不良资产几乎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其规模仍旧在不断膨胀――从1998年不到6%提高到2002年3月的8.5%。 　　日本和中国不良资产的实际规模问题，都曾引起人们的争议，很多人认为公开的数据可能存在低估的问题。我们认为，日本银行业不良资产比重的增加，更可能反映的是报告数字近年来更具真实性, 而非不良资产的实际增加。 　　一般认为，中日韩三国不良资产的产生，有各自不同的具体原因。中国是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历史原因，韩国是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日本则是由于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的破灭。 　　《商务周刊》：刚才提到的是表面原因，在表象的背后，两位认为，三个国家银行业不良资产形成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王一江：在这些具体原因的背后，三个国家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还存在着共同的深层原因――强政府制度安排下特殊的政府与银行关系。政府对银行业务和人事、对银行经营管理和决策加以干预――我们把这种干预型的政府称为强政府――在强政府制度安排下, 首先是政府直接干预银行业的日常经营，同时, 在政府的干预下，银行与企业形成非经济借贷关系。隐藏在这种制度安排背后的基本逻辑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市场国家而言，资本在其经济起飞阶段都是相对更为稀缺的资源，因此在这种资源禀赋结构特征基础上，政府为了满足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战略，比如出口导向、资本积累导向等，需要通过对银行的控制，来控制稀缺资金的配置。 　　这种强政府制度安排，具体到中日韩三国，又有一些不同的演化细节。 　　对中国而言, 国家是四大商业银行的直接所有者，地方政府也在很多地方商业银行中占有相当的股份，政府决定对各类商业银行的高层人事任免。如此政府和银行关系，决定了银行不能在政府意志之外独立自主地按商业原则运行。在这一框架下，不良资产不断膨胀的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第一，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战略和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决定了中国的银行系统不得不承担历史的负担――为国有企业融资。政治战略下的核心决策变量，比如就业以及地区收入差异等，都需要银行来协调。实际上，中国商业银行承担了补贴国有企业以及向不发达地区转移资金两个政策目标；第二,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仍旧希望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能够掌握经济的命脉，承担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