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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启蒙话语之的反思 　　摘 要 回顾“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为瞩目莫过于“启蒙”的观念在中国思想史中的首次引入，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但也由于当时的历史限制，其批判无可避免地在不同层面出现了错位。“五四”启蒙话语中对民主与科学的高扬、对传统文化的深刻批判等方面都值得反思。 　　关键词 五四 启蒙 现代化 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Reflection on May Fourth Movement Discourse 　　PENG Jing 　　（School of Politics，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500） 　　Abstract Review of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most attention than the enlightenment concept was first introduced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which contributed to a large extent， Chinas emancipation， but also because the historical limitations， its critique inevitably occur at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dislocation. May Fourth Movement discourse on democracy and science lifted， profound critiqu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other aspects are worthy of reflection. 　　Key words May Fourth； enlighten； modern； traditional culture 　　1 “五四”启蒙话语的历史选择 　　中国近现代启蒙观念的高潮发生在“五四”时期，而“五四”启蒙话语的形构是建立于救亡图存的任务之上的，在要以一套新的话语来替代旧的信仰的当时，由此所产生的启蒙话语当然性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特征。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兹所指出的，社会失序、心理紧张、文化危机乃是意识形态得以滋生的直接动因。①也就是说，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观念意识将会整合成一种价值体系来引导社会转型。最后，民主与科学作为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也是五四运动的基本口号。 　　民主，是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或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科学，是指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为了反对当时北洋军阀的专制独裁以及长期以来束缚人民的封建制度和伦理纲常，为了改革教育制度和改造民众愚昧迷信的思想。民主与科学的提出旨在加强中国缺乏的理性精神，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国人长久以来所匮乏的信仰的观照与需求。因为中国传统的由儒家理念、士绅政治、宗法思想构成的超稳定结构以扼杀个性为代价实现了个人、家庭与国家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这种长久压抑创造性的社会文化结构使得现代性因素与理性精神无法生长。所以五四启蒙话语的最初构建具有明显的科学主义特征，甚至是唯科学主义，认为知识的力量大于体制、文化等其他力量，生产力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惟一标准。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的胡适就主张，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有规律的可循的，因果法则支配着“人的一切生活”。②他还倡导“重估一切价值”，其内涵则是人们不应该崇尚任何权威，对每个事物要重新来评判它的好与坏，试图冲破中国长久以来的专制主义、政治服从等禁锢人们思想的枷锁。陈独秀则认为必须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唯有科学能拯救中国能解决一切问题，科学被上升到万能的位置。 　　2 民主与科学不等于现代化 　　“五四”启蒙观念认为科学和民主将引导整个社会的系统性转型。陈独秀宣告“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③ 　　但是，民主与科学不等于现代化。现代化应该是一个关系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整体转型，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不能仅仅简单地归结于二者，忽略个中的差异性。若启蒙只是文化的启蒙，民主与科学的宣扬仅仅停留在自我意识、精神文化的层面，没有突破原有的生产方式、社会体制，那么也就注定了它最终不能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人们一边高喊着民主的口号，一边继续原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维持旧的政治制度、社会体制；一边披着科学的外衣，一边停留于传统的权威主义、蒙昧与迷信。这样流于口号和形式的、未触动制度根基的呐喊是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