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的策略”到“伦理”.docVIP

从“的策略”到“伦理” 　　摘要：受“依法抗争”概念的影响，当前的农民抗争研究过于强调抗争过程中的策略，忽略了抗争中伦理的重要性。笔者在概括“依法抗争，，洞察力基础上，指出了其局限性，并试图引入伦理视角以弥补这一缺陷。本文继而评述了伦理视角的研究进展，在田野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伦理视角在研究农民抗争中的独到解释力。 　　关键词：依法抗争　农民抗争　策略　伦理 　　 　　当前，中国农民抗争已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仅就近年来的研究而言，移民上访(应星，2001)、抗税斗争(BernsteinLu，2003)、土地维权(于建嵘，2005a)和环境抗争(黄家亮，2008)等抗争事件，都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主题。在这些成果中，欧博文和李连江提出的“依法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因其独特的洞察力而成为农民抗争研究中不断被引用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无论在研究思路还是概念提炼上，都对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令人遗憾的是，学术界在广泛运用或推进这一概念时，却缺乏对其局限性的考察，因而制约了农民抗争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笔者从理解“依法抗争”这一概念出发，审视其洞察力与局限性，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试提出今后推进农民抗争研究的可能领域。 　　 　　一、“依法抗争”的洞察力 　　 　　对中国农民抗争的研究，肇始于对农民税负问题的研究。J.奥伊(Oi，1989)较早关注了生产队时期的税收问题，当时农民更多地依赖乡村干部的庇护，所以很少发生农民抗争事件。抗争成为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个问题是在基层政府在乡村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凸显之后。“国家权力的去中心化、中央政府无配套资金的地方事务授权、政府规模的扩大、模糊的财政制度和这种制度所创造的腐败机会”(BemsteinLu，2003：17)，都促使乡村干部不得不无止境地加重农民税赋，造成农民负担。正如白思鼎等(同上：118)所指出的，1980年代以后的农民抗争，其日益的公开化与暴力化，已经不能用“隐藏的文本”(Scott，1992)来解释了。 　　在此背景下，欧博文和李连江(OBrienLi，2006：2)提出了“依法抗争”的概念，即“发生在被认可渠道的边缘，运用在权者的承诺与言辞来限制在权者的行为；它取决于国家内部的分化，并且依赖于通过动员获得更大公众的支持。重要的是，合法抗争使抗争者能够运用官方的法律、政策和其他官方批准的价值来反对不遵守法律的政治经济精英，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被批准的反抗”。 　　这一定义至少提示了三个要点。第一，“依法抗争”遵循的是“抗争性政治”的学术谱系。出于对“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等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运动理论的反思，S.塔罗(S.Tarrow)、C.蒂利(C.Tilly)和麦克亚当(D.McAdam)等提出了“抗争性政治”(contentiouspolitics)的概念，主张把“国家”带入分析的中心。在这一学术谱系下，欧博文等(同上：52)指出，“国家”并不是铁板一块的，而是在代表不同利益的各部分之间形成了层级结构；这些层级结构之间的空隙，尤其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化，成为依法抗争得以发生的必要前提。第二，“依法抗争”是以法律及相关政策为工具，以上级为问题解决的主体，进行具体利益表达的手段。“农民在抵制各种各样的‘土政策’和农民干部的独断专制和腐败行为时，援引有关的政策或法律条文，并经常有组织地向上级直至中央政府施加压力，以促使政府官员遵守有关的中央政策或法律”(李连江、欧博文，1997)。换言之，“依法抗争”是“踩线不越线”的抗争，而且是经过审慎考虑的、使危险最小化的、具体利益的表达行动。第三，“依法抗争”区别于其他抗争类型，成为中国农民维权的主要形式。在欧博文等(O’BrienLi，2006：4)看来，“依法抗争”与“社会运动”不同，它常常是插曲性的，而非持续性的对抗；是地方性的，而非全国性、跨地区的。它与“叛乱”不同，因为它很少使用暴力。它与“日常反抗”(斯科特，2007)不同，它是吸引而不是逃避精英的注意；同时国家及其法律也并非陌生、不可接近的，而是可资利用的。在轰轰烈烈、跌宕起伏的革命与悄无声息、零碎杂乱的日常反抗之间，“依法抗争”成为中国农民维权抗争的主要形式。 　　可以说。欧博文的“依法抗争”以其独特的视角把握了当前中国农民抗争的主要特点，并发展成为农民抗争研究的一个典型范式。正因为如此，这一概念对国内学术界有关农民抗争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没有伦理的策略 　　 　　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在两个方向上发展了“依法抗争”，一是对依法抗争的概念进行批评与继承，二是依照这一概念提出一些“家族性概念”。在第一个方向上，于建嵘(2004)提出了“以法抗争”的概念，并认为超越了前者。他认为，以法抗争“是以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