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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0-14 发布于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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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旅游地居民感知文献的研究

国内旅游地居民感知文献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国内旅游地居民感知和态度文献研究的梳理,从探究国内学者对旅游影响下的旅游地居民感知入手,并分析影响旅游地居民感知的因子,继而总结国内学者对居民感知做出解释所运用的相关理论,以及测量居民感知所用的方法和量表,最后依此提出对国内旅游地居民的感知研究的相应展望。   引言   随着旅游开发给旅游地带来的正负面影响不断显现,作为旅游地重要组成部分的居民,其感知与态度对旅游地的发展、旅游者的旅游体验都产生很大的影响。本文梳理了国内对旅游地居民的感知和态度的文献,探寻国内研究者在此方面的研究进展,讨论并进行展望。   一、旅游影响下的旅游地居民感知   国内学者对旅游地居民在旅游影响下的态度和认知研究,最早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陆林(1996)以皖南地区为切入点所进行的研究。黄洁等(2003)通过对诸葛、长乐村的古村落居民调查,发现两村的居民对旅游影响持肯定态度,特别是在公共设施、卫生状况、整体环境和历史古建方面有着正面评价。李志飞(2006)以对柴埠溪国家森林公园的少数民族调查发现,少数民族居民感知到他们的语言、风俗和衣着服饰受旅游的影响大,并且对旅游持正向影响态度高于负向的。   并且,有的学者对某一旅游地进行持续地观察,更能阐释居民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态度和感知的变化。卢松(2009)通过对西递的历时研究,发现居民对经济效应的感知很强,同时也越来越关注社会文化和环境在旅游影响下的变化。唐晓云(2010,2015)也通过对桂林龙脊梯田的持续关注,发现家庭经营收入与其收益分配的满意度呈负相关;并且居民的旅游参与度与对旅游社会文化的正面影响呈正相关性。   总体而言,当前时期的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地的开发基本持正向肯定的态度,因为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当地居民不仅在经济上获利使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和环境也相应提升,并且再通过与外来游客的接触中,在社会文化认知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提升。在大部分调查里,由于旅游地的发展不充分,负面感知并未有明显显露。   二、对旅游地居民感知产生影响的因子   (一)经济因子   旅游地居民感知中,经济因子是旅游影响中的重要部分,通常是旅游地居民能直接感受到关于旅游经济的正负面影响。戴凡和保继刚(1996)通过对大理居民的调查研究,发现居民学习英语是经济利益驱使下的行为。章锦河(2003)通过对西递的研究发现,旅游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吸引投资和改善基础设施的同时,也造成了收入的分化、外来者和本地居民就业冲突、物价上涨等矛盾。   (二)社会人口因子   社会人口因子也是影响旅游地居民感知的原因之一,不同年龄、教育背景、居住时长等因素都会造成居民感知的不同。苏勤等(2004)对三个旅游地进行分析,发现居民对旅游的态度与其社会人口背景有关,矛盾支持者具有年龄大、居住时间长、文化程度高的特点,淡漠支持者一般是从事与旅游业无关的职业,青年、个体或家人职业与旅游业相关的人是热情支持者的主要构成。吴忠宏等 (2005)通过对澎湖列岛的居民进行调查,发现居民的环境意识和教育认知,与其对现有资源保护的意识呈正相关性。   (三)空间因子   由于距离核心旅游区的距离不同,旅游影响的大小也因此不同,因此空间因子也是影响居民感知的重要原因。李东和等(2007,2008)通过对古镇居民调查中发现,居民所在的空间分异就反映了旅游影响下的空间差异;此外,认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正向感知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衰减。尹寿兵(2013)对毗邻黄山的四个社区进行较小空间尺度内的实证研究,认为居民与风景区联系的紧密程度与旅游发展期望呈负相关性。   (四)社区因子   由于旅游活动会造成旅游地社区影响,处于社区中的居民,也会由于社区环境的不同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不同。卞显红(2005)在对马山地区居民对旅游的态度研究,发现由于旅游地主管部门的态度与分配体系对当地居民参与旅游的保守态度,造成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支持度不高、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并不积极。安艳艳(2007)在对北京市郊的两个民俗村进行调查,认为居民在社区中的参与度越高,旅游业发展就相对越成熟。此外,居民虽然对发展旅游业的态度是积极的,但在社区参与机制方面的态度较为消极,因而个体居民在旅游参与中还存在许多意见。   三、旅游地居民感知的相关理论   (一)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们的行为都是受某种能带来奖励和报酬的交换活动的支配,在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正负面感知就有所体现,刘俊(2011)对海南居民进行调查,以了解他们对于海南建立国际旅游岛政策的感知和态度,发现他们虽然对此普遍持支持和乐观态度,但对政策内容的认知和风险感知都较低,由于居民普遍对旅游政策的正面感知强而负面感知弱,因此居民感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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