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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市场导向 构建“一带一路”政策支持的体系 　　“一带一路”对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具有重要意义，被称为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2.0版本。1978年以来，通过开放引进国外的资金、设备、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从贸易小国发展成为全球经贸大国。但受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对外开放呈现出“东快西慢”、“海强陆弱”等不协调、不平衡特点。“一带一路”倡议构筑东西互动、南北互通、陆海统筹、内外一体的新型开放合作格局，为我国优化经济空间布局、打通国内外两种市场、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提供了综合战略依托。“一带一路”覆盖面广，涉及因素多，地缘政治复杂，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多元，需要政府搭建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为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合作保驾护航。 　　“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得到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成为沿线区域加强经济合作的最大共识，但其具体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不容回避，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地缘政治风险高。沿线诸多国家正处于政治社会转型期，安全稳定问题突出，宗教、文化、社会矛盾纵横交织，自身政治风险很大，并且这一地区大国利益集聚，中东是美国长期经营的战略重心，中亚是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南亚为印度所苦心经营，海上丝绸之路面对的是美国军事盟友，大国博弈加剧了地区局势的复杂性。其中的中东、中亚以及南亚是政变和局部冲突发生的热点地区，被称为“战略不稳定弧”。中国近些年来，积极推进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疆界划定，取得重大进展，但仍有一些领土争端没有解决，问题和矛盾依然突出，存在冲突隐患。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上升，中美大国关系进入微妙期，两国关系走向对地区局势的影响将进一步增强。 　　2.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大。 基础设施是制约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合作的主要瓶颈，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评估，“一带一路”沿线有竞争力数据的54个国家中，仅有4个国家（新加坡、阿联酋、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基础设施竞争力指数高于综合基础竞争力指数。提升基础设施竞争力所需的投资需求巨大，据亚行估计，2010-2020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约为8000亿美元，而亚洲开发银行能提供的贷款仅为200多亿美元，其中还包括撬动的私人投资。 　　3.各国规划协调对接困难多。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活动布局、人口地理分布密度存在差异，发展重点可能不同。以陆上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为例，我国货物运输量大、运输距离远，进行铁路运输符合技术经济要求，而中亚国家地广人稀，制造业基础薄弱，运输量比较分散，公路和民航运输更符合其目前发展需要。在缺乏分担和补偿机制的情况下，往往会出现区域最优选择不同于一国最优选择，国际项目难以落地。并且，国际基础设施建设涉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政策对接和制度协调，在很多情况下，即使对双方都有利，项目也很难推动，除了面临“市场失灵”之外，还面临“政府失灵”风险。 　　4.政策沟通和经贸合作机制建设滞后。该地区不少国家法律不健全、不稳定，自由贸易区建设水平较低，国与国之间仍存在较多贸易投资壁垒，如实施较为严格的许可证准入制度等;海关程序和文件不统一，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和规范不一致，交通物流运输信号存在差异等，都对该地区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形成了严重阻碍。目前的合作机制要么缺乏大国的引领和强力推动，要么覆盖的区域不全或合作层次较低，政策协调和制度建设进展缓慢。 　　搭建“一带一路”政策支持体系的必要性和思路 　　“一带一路”建设迎来良好开局，丝路基金设立完成，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顺利，《“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业已发布，成为地区合作、规划对接的指导性文件，但不能因此低估上述困难带来的影响。亚洲地区也曾提出宏伟的区域合作计划，如1992年联合国亚太经济委员会提出的亚洲陆地交通基础设施发展计划和2009年亚洲开发银行提出的构建泛亚基础设施网络等，但囿于各种原因进展缓慢，就连执行力比较强的东盟2010年10月提出的《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实施也遭遇困难。突破多边合作框架实施的低效率困境，除需要强有力的主导者之外，还必须做好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建立相应机制，汇聚各种资源，调动各方积极性和主动性。 　　我国作为主导者，肩负着平台搭建和政策设计的重任。“一带一路”既是我国的发展战略，也是兼具国际性和开放性的合作框架，这一点不同于现有的大多数多边合作机制，其政策设计必须统筹考虑国内外因素，做到内外协调，多方互动，建议思路如下： 　　第一，制定核心政策目标。“一带一路”共建倡议具有双重目的，一是经济上的，通过营造良好商业运营环境，打通经济合作大通道，构筑经贸合作平台，建设经济走廊，消除贸易投资障碍，来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具体到我国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