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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法官被枪杀案的反思 　　2月26日晚，北京市昌平区的女法官马彩云被她的当事人枪杀，让人深感悲痛。无论如何，用暴力剥夺一个法官的生命，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但不可思议的是，网上有很多对这个法官的遭遇感到幸灾乐祸的声音。这充分说明，中国法官的职业威信比较低，中国的司法也并不被人们尊重和信任。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法律秩序存在正当性危机，人们对法律缺乏信任，缺乏遵从感，以至于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反法治化”的情绪。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反思的典型事件。此类过激的行为在其他国家也并非没有，但这种情况在中国却更普遍。比如在去年，湖北十堰有四名法官被当事人捅伤，而平时法官被当事人威胁、跟踪的情况就更多了。我们应借此反思中国法治存在的问题，找出司法威信不高的症结所在，进一步树立司法权威。 　　“反法治化”情绪由来 　　在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我们要深刻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当今我国的法律秩序及其担纲者，未必能让人们感到公正和睿智，因而也就没有权威可言。在这样的情况下，守法就是一句空话。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推动体制机制改革，矫正权力与法律、人情与法律之间的关系。 　　“好的制度能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变坏”。我相信大多数法官是有正义感的，是有职业道德的，但是在现实中，有个别法官可能很难抵制各种诱惑和压力。一方面，因为中国的司法缺少独立性，法官常会受到外界力量的干扰，判决结果可能被左右。另一方面，法官的待遇非常低，无论跟同属法律职业的律师相比，还是跟其他一些公务员系统相比，法院应属于“清水衙门”，难以吸引和挽留优秀人才。而法官的判决又能够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财产、自由甚至生死，所以社会上经常有人试图影响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法官要守住底线，是需要相当大定力的，有些人可能就“沦陷”了。审判不独立，法官就没有尊严和权威可言，法律判断也就不免流于庸俗势利，法律规则也随之蜕变成交易对象。 　　老百姓都很现实――谁能给他解决问题，他就找谁；谁有力量，他就找谁。所以，企业家碰到纠纷往往不是寻求司法救济，而是找市长要批条。有些问卷调查显示，甚至警察的职业威信高于法官，因为警察有摆平的实力，判决却可能只是一纸空文。在强调法治之后，审判权的重要性增强了，于是有人试图利用金钱或者人际关系以及权力来影响法官判案。那些能够通过权力或金钱侵蚀司法的人，在让司法达到个人目的的同时，又会蔑视司法，认为司法是可以玩弄的。对于那些既无权力也不富有的弱势群体来说，政府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法律又不能给个公正的说法，他们就只能自我救济了，往往表现为“私了”或者暴力抗法。其结果，道德滑坡、底线洞穿、社会的暴戾之气就会越来越强。 　　在英国学者霍布斯看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就是把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转化成社会契约，转化成法律秩序。但是，当社会契约、法律秩序被践踏时，国家就又被还原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如果社会上充满暴戾之气，首当其冲的往往就是法官这样的群体，因为审判直接面对当事人和个案，判决必然会对某一方当事人不利，因而很容易成为当事人乃至相关群体泄愤的宣泄口。败诉方对法官的不满，往往会通过一些极端事件表现出来。 　　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医生和法官是最受尊重的两个职业。因为医生的治疗直接关系到身体健康、生命救济问题，法官的审判则维护着社会的公平正义，守卫着规范秩序的底线。在任何一个社会，最优秀的人都会愿意从事这样的神圣职业，这两种职业也会受到人们的羡慕和敬仰。但在当今中国大陆，有些人对这两个职业却有避之不及的趋势，甚至连世代从医的家庭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再从医，在审判第一线的优秀法官也纷纷选择离职，现在很多法院连招人都变得困难了。这种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截然相反的现象，说明中国社会肯定有什么地方出了大毛病，在制度设计上有非常严重的问题。 　　司法威信不高的根源 　　当下中国的司法威信不高，原因很多，其中审判权独立性不够，审判主体不清晰是比较关键的问题。 　　现代法治秩序强调法官不受任何外界的干扰，严格依照法律进行审理活动，才能保证判决的客观公正。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相关文件也多次强调“保证审判权的独立。”但有人认为，在当前中国，司法权有可能会被滥用，司法公正会受到损害，因此，我们主要是对它进行行政监督、舆论监督以及其他各种监督。这种说法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其实大谬不然。 　　仅仅强调对司法权的监督，只会使情况变得更复杂，司法权受外界的影响会更大，司法的权威性也会被严重侵蚀。《联邦党人文集》中说得很清楚，司法权是相对而言最不容易腐败的一个权力。第一，它的判断标准是非常清晰的――法官只按照法律来判案。而案件审理又是公开的，如果法官不是按照法律进行判案，社会上可以做出批评；第二，法官在做判决之前，允许对抗性的辩论，律师可以把所有正面、反面的理由全部摆出来，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