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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东南亚民族的关系的模式探析 　　摘要：东南亚地区复杂的民族构成造就了当地民族关系的多样性，以“共存一分离“模式可研究各民族相处的基本方式。东南亚地区历史上形成的文化共同性决定了各民族共存的基础，而民族文化天然具有的排斥性以及不同层次的民族群体在认同上的错位，则为分离性民族关系提供了可能性。此外还有不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民族关系。而全球性条件下文化要素的凸显，更加强了东南亚文化整体性与碎片化既对立又统一的趋势。 　　关键词：东南亚；民族关系；“共存一分离”模式 　　中图分类号：K33；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0)04－0074－08 　　 　　民族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群体关系之一，也是当今世界关注的热点。东南亚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地区。东南亚各国全都是多民族国家，其中拥有100个以上民族的有印尼，90多个民族的有菲律宾，50多个民族的有越南，30多个民族的有缅甸。就民族构成来看，东南亚国家大致又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存在着单一型的主体民族，即拥有一个占人口多数的主体民族，如越南(越族占89％)、柬埔寨(高棉族占80％)、新加坡(华族占75.9％)等。二是存在着复合型的主体民族，即由两个较大的民族共同构成主体民族，但没有一个民族的人口超过全国总人口的半数。如菲律宾，比萨扬人和他加禄人分别占总人口的42％和24％，二者共同构成主体民族。三是存在着一个人口优势不大的主体(主要)民族，同时少数民族人口众多，其总数与主体(主要)民族相差不大，甚至超过主体(主要)民族。如印尼，主要民族爪哇族占47％，较大的少数民族有：巽他族(占15％)、马都拉族(占3.3％)、米南加保族(占2.7％)。由此可见，民族构成复杂是东南亚的一个显著特点。而这使得当代东南亚的民族关系也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各国的民族问题以各种方式呈现出来。然而，透过繁复多样的民族关系，可以总结出各民族相处的基本模式，即“共存一分离”式矛盾统一体。在这一模式中，共存是各民族文化统一性的必然结果，而民族文化的两面性及民族间认知的错位则可能导致分离性民族关系的产生。同时，除了和平相处与极端分离以外，亦有大量处于中间状态的民族关系。这几种民族关系模式在全球化的作用下，同时存在于当代东南亚社会，提供了分析当代东南亚民族关系的基本路径。 　　 　　一、东南亚共存性民族关系及其文化基础 　　 　　近现代以来，除去短暂、局部的民族冲突外，总体而言东南亚的民族关系较为平和，这当中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当然至关重要，然而文化上的共同性却更为根本。 　　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是与欧洲民族国家同步产生的，基本上可以说是政治民族。以此来考察东南亚的民族，也可以说近代东南亚民族的形成是与东南亚殖民地“国家”的形成密切相关的。但是，还应该考虑东南亚的具体情况，那就是，东南亚的殖民地“国家”毕竟与自发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力促成的，因此不免残存许多前资本主义的因素。由此，近代东南亚的民族保存较多的血缘因素。这一点对研究当代东南亚的民族关系至关重要。血缘因素的作用突出了民族关系中的文化因素，因为文化是历史积淀的产物，而血缘共同体则是历史得以积淀的稳定载体。既然如此，以文化作为论述东南亚民族关系的一条主线，就更能抓住这一关系在从历史到现实的演变中所呈现的特征。 　　人们常说，东南亚既有多元性又有整体性，而整体性也包含一致性在内。东南亚的民族关系，既有所谓土著民族之间的关系，又有所谓土著民族与外来民族之间的关系。土著民族之间自然有更多的共同性，即便是土著民族与外来民族之间，也不像世界其他地区那样总是格格不入。国外一些史前史学者根据语言的分布和考古材料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说，今天东南亚的诸民族，绝大多数是从中国南方迁去的，海岛地区的南岛语民族、中南半岛孟高棉语民族以及傣族、掸族、老族、泰族等泰语民族与中国南方民族都有渊源关系。以东南亚民族关系中最有代表性或最具典型意义的印度尼西亚来说，今天印尼的绝大部分所谓原住民(包括马来族、爪哇族、亚齐族等)，即新马来人，都是先后从亚洲(中国)大陆东南部逐渐迁移到印尼群岛的，他们都是中国东南部古越族(大越族)的后裔。这些移民将印尼群岛真正的原住民――尼格里多族(Negcito)和韦达族(Vedda or wedda)同化，或者将他们赶到偏远地区。另一方面，中国自汉代以后，华人也逐渐移居印尼群岛。可见，不论是新马来人还是华人，都不是原住民而是外来移民，只是前者移入时间较早而已。“所谓‘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区分，都是人为(或主观)制造出来的‘理论’，完全缺乏人类学和考古学上的根据。”因此，除了东南亚真正的原住民(至今存留人数已很少)之外，将该地区各民族区分为土著民族和外来民族是不科学的，二者均属蒙古利亚种，在人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