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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受赃罪名的体系的探讨 　　〔摘要〕罪名体系及其逻辑安排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立法水准。《大清律例》的罪名体系由类罪名和具体罪名两部分构成,类罪名代表了某类罪名的共同属性,具体罪名则是类罪名的细化,清代《受赃》中,“受赃”属于类罪名,其下所属的11个条目属于具体罪名。清代《受赃》以“赃”作为罪名划分的逻辑起点,以因事或非因事、事前或事后、接受或听许、主动或挟势、特殊或一般(指主体)等作为区分标准,将赃罪分为贿赂罪、坐赃致罪、求索借贷罪、科敛罪和特殊主体犯赃。 　　〔关键词〕 清代,《受赃》,罪名体系,贿赂罪 　　〔中图分类号〕D909.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0)04-0137-04 　　 　　罪名体系及其逻辑安排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立法水准。罪名是犯罪本质特征的抽象概括,罪名立法模式的选择,折射出一个国家刑事立法水平的高低,也影响到整个定罪活动的质量。〔1 〕 (P20-26)“法律体系的内在逻辑性对于法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要求,而且是法的内在生命”。 〔2 〕 (P333) 《受赃》是《大清律例》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官吏受财、坐赃致罪、事后受财、官吏听许财物、有事以财请求、在官求索借贷人财物、家人求索、风宪官吏犯赃、因公科敛、克留盗赃、私受公侯财物等律11条,例则因时变化,前后增删修并达50条之多。总体上看,《受赃》在《大清律例》中自成体系,且其内部所设各项罪名亦以“赃”为法眼,浑然成体,构筑起一道严密的法网,对惩治官吏职务犯罪,维护清王朝统治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一、清代《受赃》罪名模式的历史沿革 　　 　　罪名体系是按照一定体例、规则、秩序组合而成的罪名立法框架及表述方式。《大清律例》的罪名体系由类罪名和具体罪名两部分构成。类罪名代表了某类罪名的共同属性,具体罪名则是类罪名的细化。从清代《受赃》表述的赃罪分类立法和分类界定可以看到,“受赃”属于类罪名,其下所属的11个条目属于具体罪名。“受赃”标明了此类犯罪的属性,而其下属的11个条目则概括了每一具体犯罪的构成要素和本质特征。 　　惩贪之法有完整文字可查,在唐代见于对“六赃”的界定。《唐律疏议?名例律?以赃入罪》疏议曰:“在律,‘正赃’唯有六色: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自外诸条,皆约此六赃为罪”。具体讲,唐代惩赃之法在《职制》律内(坐赃致罪隶属《杂律》)做了详细规定。〔3 〕 (P220-228,P479) 　　宋完全承袭唐制,所不同者,宋代把有关官吏赃罪的条款于《职制》律内分列三项:请求公事、枉法赃和不枉法赃以及受所监临赃。请求公事包括行贿和受人财代为请托;枉法赃和不枉法赃包括主管官员受贿枉法曲断和“有事先不许财”,该款规定至明清发展为“事后受财”,属贿赂罪范畴;受所监临赃包括官吏科敛财物、乞借财物、索要财物、迎来送往、接受馈送等犯罪行为。宋代“立法之制严,而用法之情恕”。〔4 〕 (P4961)朝廷在对“强盗”、“窃盗”进行严厉打击的同时,放松了对官吏贪赃的处罚。在计赃论罪的过程中,征赃法、计赃法、平赃法日趋完善,这些都体现了宋律的鲜明时代特征。 　　元针对官吏贪赃蔓延,制定了赃罪条例―赃罪十三等。至元二十九年(1292),“中书省与御史台共定赃罪十三等,枉法者五,不枉法者八,罪人死者以闻。” 〔5 〕 (P361)此十三等在《元史》中没有记载具体内容。大德七年(1303年)三月,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定官吏赃罪十二章”。〔6 〕 (P3293)这十二章登载在《元典章》中,枉法之赃分为五等,不枉法之赃分为七等。《大元通制》和《元史》卷102《刑法志一?职制上》均有收录。官吏赃罪十二章及《职制》所制定的赃罪条款不但是元代惩治职官赃罪的法律依据,而且直接影响到明代的法律制定。 　　《大明律》本唐而定,首创以“六曹”归律目,赃罪条款从《唐律?职制》(坐赃致罪属杂律)中析出,归纳总结各款内容,条分缕析为:官吏受财、坐赃致罪、事后受财、有事以财请求、在官求索借贷人财物、家人求索、风宪官吏犯赃、因公擅科敛、私受公侯财物、克留盗赃、官吏听许财物,共律文11条。惩贪是明初立法的重要指导原则。受赃立法经过宋之列类、元之单行,体例之变革在明朝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已成不可逆转之势。明初立法,虽以唐律为蓝本,但却酌时而有侧重,大抵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唐律均较明律为重;贼盗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明律则又较唐律为重。《大明律》在立法技术上采取“归目析条”的模式,在逻辑安排上采取以类统门、按门归条的体例,是明初立法者总揽时局、精思慎虑的结果。 　　“受赃之事,魏有请赇律,晋有受赇律,周、隋皆曰请赇。余代多附见于他律。至明类为受赃一篇。国朝改枉法、不枉法赃皆死,所以惩贪也。复厘正其前后次序”。〔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