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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后期四川农业开发及其的环境效应探析 　　[摘 要] 清中后期，在人口增长、农作物品种增多以及官府对农业开发的支持等有利条件基础上，四川农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丰富了民众的膳食生活，但开发过程中存在的盲目性和粗放性垦殖倾向也带来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森林植被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水土流失不断加重以及野生动物减少。这些都给我们当前的农业开发提供了历史依据和借鉴。 　　[关键词] 清中后期；四川；农业开发；生态环境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四川省教育厅一般项目“明清时期四川的农业垦殖与民众膳食演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SB0220 　　[作者简介] 王胜鹏，四川旅游学院教师，历史学博士，四川旅游学院川菜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明清经济史，四川 成都， 610100 　　[中图分类号] F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23（2015）03-0008―0003 　　四川是我国农业发展历史最为悠久的区域之一，其中成都平原更是有“天府之国”的美誉。至清中后期，四川人口急剧膨胀，巨大的生存压力成为农业垦殖扩大的强大推动力。除了对盆地中西部等传统宜农土地进行复垦之外，也开始向盆地四周的山区、水利条件较差的瘠薄干旱地区扩张，引进了玉米、红薯、洋芋等高产旱作作物。这一方面促进了四川农业发展，丰富了民众膳食生活，但另一方面也对四川的生态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中国古代西南地区的土地开发以及环境变迁问题，蓝勇、郭声波等专家已有诸多论述。本文将在继承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清中后期四川农业开发的主要条件、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展开研究，同时也可为当前的西部大开发提供历史依据和借鉴，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一、清中后期四川农业开发的主要因素 　　清中后期，四川农业开发得到了较为快速的发展，其主要因素首先是人口的增长，为农田垦殖带来了较为充足的劳动力；其次，农作物品种的增多也成为四川农业开发的一大有利条件；再次，清政府为了快速恢复四川的统治和社会秩序，对农业开发也给予了相关政策支持。 　　（一）人口的总体增长 　　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大量减少，地尽抛荒，久成旷土。随着政局稳定，入川移民不断增多，四川多地人口恢复并逐渐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据《合江县志》载，顺治五年户数仅为102户，乾隆二十三年也仅为8577户，丁口数为28375人，至嘉庆十六年户数则达到了37263户，丁口数达到了122050人[1]（P421）。《乐至县志》也同样记载了人口变化：“明季版荡，鞠为榛墟，暨丁休辰，业徕游口，豫章、楚、粤、闽、黔，迁徙侨流，悉占数其中……康熙三十三年，乃建官署，土著仅余二十七户……雍正八年，编审报部户口二千四百八十三户……道光二十年，编查户口二万八千五百六十二户。”[2]（P105-107）合江、乐至的状况仅是当时人口增长的缩影。从整个四川来说，至清末光绪年间，总人口已达八千多万人，已远超周边省份[3]（P226-257）。 　　人口的增长又与农田垦殖的范围有着紧密的联系。“益州沃野千里，地肥美，民殷富，三楚三吴流徙之众糜聚其间。川东北边境土沃不及川西，而地广赋轻，开垦易以成业，故流徙亦多。”[4]（P12）可见，这些来自“三楚三吴”的流徙为农业开发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已成为各地垦殖扩张的主力。在此背景下，四川农田垦殖也开始向着“田尽而地，地尽而山”的趋势发展，给四川的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 　　（二）农作物品种的增多 　　明清时期，四川引进、改良了多种适应性较强的农作物，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玉米、洋芋、红薯，“古书不载，乾嘉以来渐有此物。然犹有高低土宜之异。今则栽种遍野，农民之食全恃此矣”[5]（P640）。四川多山地，稻米等粮食作物不宜种植，“惟玉蜀黍可种，贫民资以为粮，罕食稻米也”[6]（P3）。玉米以其“根大易长”的特性迅速成为山田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除玉米外，红薯等其他耐旱、高产作物在四川也获得了广泛种植。如“番薯，土人谓之红苕，可羹可饭。县自中人产，无不栽培”，不仅生食熟食皆宜，而且“冬藏于土窟，足供数月之食”[7]（P25）。这些作物为增长的人口提供了更多的食物摄取来源，为民众带来稳定的食物补充，丰富了民众的膳食生活。当然，这些作物的引进也为大规模山地开垦提供了条件。 　　（三）清政府给予相关政策支持 　　清政府一直都将增长人口作为快速恢复农业经济和社会秩序、赋增饷省的重要手段。顺治年，清政府不仅议准“州县卫所荒地无主者，分给流民及官兵屯种”，而且规定“凡各处逃亡民人，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编入保甲，俾之安心乐业；察本地方无主荒田，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8]（P1）。但是这些中央层面的政策对于四川来说，并没有取得立竿见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