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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第三方调查”引发监督权之的思考 　　摘 要:2009年2月在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一看守所内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躲猫猫”事件。该事件导致了“第三方调查”这一社会现象的产生,也由此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第三方调查”现象的产生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它与监督权之间的关系等相关问题的广泛关注。文章拟对由“第三方调查”所引申出的关于监督权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公民权利 监督权 第三方调查 　　 　　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守所内发生的“躲猫猫”事件导致了“第三方调查”这一社会现象的产生,也由此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第三方调查”现象的产生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它与监督权之间的关系等相关问题的广泛关注。 　　 　　一、“第三方调查”现象的引出 　　 　　2009年11月4日在南京发生的“徐宝宝事件”,成为继云南“躲猫猫事件”以及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后的第三起引入“第三方调查”的公共事件。“第三方调查”也因此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之中。那么,为什么在这些公共事件中会产生“第三方调查”?究其原因,主要是管理部门由于与被调查事件的责任单位、责任人存在着隶属关系或利益关系,在处理相关问题时很难做到公平、公正,其处理结果往往与事实真相出现偏差。导致公众对管理部门的处理结果存在相当大的质疑,对其公平公正解决问题缺乏信任。在“躲猫猫事件”、“钓鱼执法事件”和“徐宝宝事件”中,都存在着第一次调查结论不被民众所信服的尴尬局面。较之于相关管理部门做出的调查结果,“第三方调查”由于参与人员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其中不仅有政府主管机关的工作人员,还有网民、新闻记者等代表社会不同阶层的民众,由这些民众组成的调查组所调查得出的结论,在公众心目中的公信力明显高于管理部门的结论。 　　在公共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政府部门未能很好地做到公开、透明的行为,相关的监督部门也未能尽职尽责地发挥其监督的职能,使得公民对公共事件处理情况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无法得以实现。在全民的法律素养不断提高的前提下,“第三方调查”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公民知情权和监督权的实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自“第三方调查”产生开始,对于其存在的合法性、法律地位以及法律授权问题就备受争议,也由此引申出了各界对监督权与“第三方调查”之间相关法律问题的关注。 　　 　　二、监督权与“第三方调查”的关系 　　 　　公民监督权是一项具有“人民主权”性质的权利,是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之一,它构成了一个国家监督体系的基础。监督权在我国《宪法》第41条第1款中规定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我们通常所说之监督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公民的监督权利,即公民依法享有的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公职人员行使权力、履行职责等行为进行监察督促的权利,包括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以及运用舆论工具进行监督的权利。即《宪法》第41条的规定。另一方面是公民选举产生的代表机关和授权的专门机关依法享有的监督职权,即这些机关对其他国家机关和国家公职人员行使权力、履行职责等行为进行监督的权力。监督体系历来就是一个国家民主制度最为基本的构成部分。除《宪法》第41条外,现行宪法第2条和第3条中也都有监督权的体现。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第3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由此可见,公民监督权构成了现行监督体系的基础动力。 　　在2009年出现的三起公共事件来看,相关管理部门在公共事件的处理上,由于自身利益的驱使,导致公民的监督权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监督失灵,陷入了监督难的困境。然而,“第三方调查”出现后所调查得出的相对公正的结果,似乎使公民的监督权得到了实现。因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没有利益牵扯的调查组所得出的结论,较之于管理部门的调查结果来说,更能够让公民信服。但依靠“第三方调查”来厘清真相,却也体现了法定监督机关的缺位。而且,其合法性以及其所调查结果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也成为各界争论的焦点。依据《宪法》的相关规定来看,似乎“第三方调查”在一定程度上是公民监督权的一种体现,它的出现,对于公民在公共事件中监督权和知情权的实现起到了弥补的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第三方调查”其实是没有法定授权的。根据《宪法》第71条、《全国人大组织法》第38条、《地方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