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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风险视域下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统筹的研究 　　作者简介：曲绍旭（1980-），男，辽宁本溪人，南京工程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南京211167 　　*本文为2012年度江苏省社科研究课题“江苏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协调发展研究”（批准号12SYB-048）、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江苏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衔接与并轨研究”（批准号12DDA010）和江苏省教育厅重点项目“城市社区养老体制机制研究”（批准号2011ZDIXM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要]受政治及经济等因素影响，我国的二元社会管理体制使城市化过程产生了诸如主体缺乏、项目冲突、管理分散等融合风险，对社会保障制度造成冲击。要采取主体多元化发展、方式灵活式发展与管理统一性发展等渐进方式化解风险，使城市在主体保险、社会救助以及其他保险方面对农村形成牵引作用，进而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统筹。 　　[关键词]社会风险；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统筹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3 　　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统筹是解决“三农”问题，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社会壁垒，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建设小康社会以及实现现代化之关键举措。在新形势下，城乡社会保障之制度统筹与融合乃大势所趋，但受诸多主观（如观念、文化等）、客观（如管理、制度运行）因素影响，部分地区的统筹之路仍举步维艰。纵观我国城乡社会保障统筹发展历程，其制度经历了“分割——融合——排斥——统筹”的话语演进，而这一过程亦趋同于城市化。本文基于这一视角，以社会风险理论为基础，以城市化发展为背景，以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为现实，提出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统筹的路径选择。 　　一、城市化、社会风险与社会保障 　　虽然“‘风险’本身就具有社会性涵义，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社会风险的涵义”[1]，但相对于风险，社会风险是风险或由外而内的“嵌入”过程、或由内而外的“拓展”状态，是“不确定性”对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之过程。“社会风险的界定……取广义的‘社会’涵义，将政治、经济、文化都包含在内，除了个体的疾病、死亡、失业、意外事故和财产损失等以外，其他均属于社会风险。”[2]社会风险也是现代性的必然体现。现代性是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是人对自然控制的必然结果，但也不可逆转地催生出社会风险。正如吉登斯（Giddens）所说：“虽然在某些领域和生活方式中，现代性降低了总的风险性，但是同时也导入了一些以前所知甚少或全然无知的新的风险参量。”[3]（P4） 　　以城市化为例，社会风险在内容、性质、范围等方面表现出单一到多元、微观到宏观、具体到模糊等发展形式。首先，风险复杂化，从单一的个人风险到多元的社会风险。工业革命之前，城市化尚未形成，社会风险集中于生老病死等家庭性风险、天灾人祸等生产性风险以及治理与动荡等政治性风险。工业革命之后，城市化与技术互为发展，原先的风险并没有随着技术提高而消失，相反，因新方法、新科技所带来的生存风险、政治多元化所带来的政治风险、社会融合所带来的参与风险以及社会分化所造成的阶层风险使得社会风险愈加多元，治理更显困难。如Strydom的描述，从1950年代至现在，社会风险争论的内容经历了“安全和风险——反对风险评估——反对者的意见和心理——参与者的关系以及现实/事实构建”等风险话语演进过程[4]（P307）。其次，风险宏观化，从微观的驻地风险到宏观的社会风险。工业发展与技术进步为中心城市带来“聚合效应”，这也是诸多国家在工业化初期进行“城市化”或“被动城市化”的原因。城市化是现代化之基础，但并不能完全说明现代性，且社会风险弱化了这种现代化的积极影响。如英国的“圈地运动”虽然使城镇居民占英国人口的比例从3.1%上升到8.8%，但也破坏了小农经济，造成大量农民流离失所，靠乞讨度日。此时社会风险之性质已然发生改变，处理风险之方法不能只囿于家庭，而更要依赖社会。所以，英国政府于1601年和1834年分别颁布“旧济贫法”和“新济贫法”，开创了院舍救济时代。再次，风险模糊性，愈来愈不确定。风险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但在社会这一背景下，加之现代性导致的不确定因素增加，风险逐渐被剥离出人们的主观愿景。城市化愈加发展，经济、环境等因素对养老、失业、疾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愈会超越人们所掌控的范围，使其措手不及。这也亟需政府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控制社会风险的范围。继德国于1883年颁布《疾病保险法》之后，各国纷纷效仿，逐渐建立起现代性的世界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制度缘何建立，学者各持己见，说法不一。有以德国历史学派之社会改良为肇始，有以英国“济贫法”之颁布为开端，理论上或提人本权利、或曰社会权利、或以福利经济学及有效需求论为社会保障之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