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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综述 　　摘要:本文从理论渊源、发展历程、取得的突出成果、研究新领域等方面,对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概况作了简要梳理。按麦库姆斯的观点,议程设置研究已经进入第二个层次属性议程设置,即由研究议题显著度从媒介议程向公众议程的传播转向检验属性显著度的传播。议程设置理论已经不仅仅是在传播学领域中得以运用,目前的研究已经扩展到了社会其他相关领域。 　　关键词:议程设置 导向的需求 　　 　　议程设置理论是传播学媒体效果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模式,自20世纪70年代由麦库姆斯和肖(McCombs测 Shaw)首次提出以来,备受国内外传播学界的关注,在麦库姆斯和肖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产生了大量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从纵向上将议程设置理论推向第二层研究,横向上扩展到了其他相关领域。在新媒体时代,议程设置已然成了一个永恒的话题。“每个社会制度如果要确定其面临的问题哪些该优先处理的话,就必须有一个议程,以便它能够决定从何处着手工作。”①议程设置不仅在传播学领域里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同时议程设置描述了舆论如何在民主制度中通过媒介发挥作用,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梳理和理清议程设置的理论渊源和研究范式,并对议程设置理论的新兴研究领域作简要概述。 　　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的理论渊源 　　议程设置过程是不同议题的倡导者为获取媒体专业人员、公众和政策制定精英的关注而不断展开的竞争。媒介的议程设置常常表现为通过重复性新闻报道来提高某议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性。 　　李普曼和议程设置。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其著作《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一书中提到“虚拟环境”和“真实环境”的概念,他认为“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人对环境的调适是通过‘虚拟’这一媒介进行的”②。外部世界是通过媒介呈现在我们每个人面前,因此媒介如何选择和报道事件将影响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看法。李普曼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议程设置的概念,但他被认为开创了议程设置的早期思想。 　　“议题设定”和“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一词以前曾沿用台湾学者的说法,将之翻译为“议题设定”,直到1996年学者慎之在与麦库姆斯教授反复磋商语句的含义,将Agenda-Setting译为“议程设置”。他认为,“说‘议题’是‘所议问题’亦无不可,但‘程序’的意义却表达不出来”③,“以‘设置’来翻译‘setting’也比‘设定’要灵活一些”④,因此翻译为“议程设置”更为准确。 　　研究背景。1.有限效果模式向适度效果模式转变。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限效果论占据了效果研究的主导范式,但是之后研究者开始反思有限效果模式,觉得有限效果模式是对魔弹论的矫枉过正,他们认为大众传播的效果比有限效果要大,适度效果模式应运而生。2.认知心理学兴起。20世纪50年代,在心理学领域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革,占主导地位的行为主义受到了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的挑战,在认知心理学的观点看来,人是“问题的解决者”,而不是被控制或被操纵的对象,“认知心理学非常关注世界的再现(representations),即人们在自己的头脑中建构对世界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⑤。这与议程设置假设在观念上不谋而合。 　　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历程和重要成果 　　麦库姆斯认为,议程设置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由第一阶段基本的议程设置假设――新闻的报道方式影响公众对当时重要议题的感觉扩展开来。第二阶段将媒介效果研究与“使用与满足”研究结合起来,从原先研究的问题“什么是媒介议程对公众议程的效果”变成了“为什么某些选民比其他人更乐于接触特定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第三阶段的研究将议程扩展到公众议题之外,并对比各种不同议程(包括各种媒介的议程、媒介议程与政府议程)之间的区别。问题细致到竞选报道接触与选民政治兴趣的相关性、内心议程、社区议题议程和可见的公众行为议程。第四阶段的研究则已经将新闻议程由自变量转为因变量。最初的问题“是谁设置了公众议程”已经变为“是谁设置了新闻议程”。 　　麦库姆斯认为,议程设置研究已经进入第二个层次,这一点与他的搭档唐纳德?肖存在分歧。所谓第二层,指由研究议题显著度从媒介议程向公众议程的传播转到检验属性显著度的传播,即新闻媒介在公众头脑中构造议题和其他对象的作用。如果说议题还是相对具体的研究对象的话,属性则是更为抽象的、对事物的思考。 　　查佩尔希尔(Chapel Hill)研究。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发表了关于议程设置理论假设的第一项系统研究成果。他们研究了1968年总统竞选期间的议程设置,假定大众媒介为每一项政治竞选活动设置议程,并影响公众对政治议题显著与否的态度。在1968年以查佩尔希尔社区选民为研究对象,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