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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时期藏民族宗教文化心理的研究 　　【摘要】元代藏传佛教空前发展，从元朝开始，西藏进入了一个长期统一的教派执政时期，直到1959年自治区民主改革。从蒙元时期开始逐渐放大的藏民族宗教心理，在封建专制时期确实起到了维护国家统一和发展地区经济的作用，但其也使后来的藏民族因固守神佛意识而排斥现代化潮流。 　　【关键词】蒙元时期 藏民族 宗教文化心理 　　13世纪初期，藏传佛教基本完成民间传教与地方割据势力联合的重生使命。为了不被汉化并能名正言顺地入主中原，忽必烈毅然选择已趋于成熟的藏传佛教。元代中央政权的宗教政策，又进一步扩大了藏传佛教的影响力，基本奠定了此后藏民族700年的文化发展方向，强力巩固了藏民族的信佛崇佛心理。当前，实有必要追溯和分析蒙元时期藏民族独特的宗教文化心理的形成及其影响作用，以有效引导当前藏民族的文化发展，为新西藏的科学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元代藏传佛教空前发展的历史背景 　　在元代华夏大地上，藏传佛教一统天下释教，随之藏民族的宗教心理被空前放大。细加分析，藏传佛教能独步百年自然有其历史必然性。 　　首先，蒙古贵族实需藏传佛教为其一统华夏保驾护航。13世纪初，蒙古人的萨满教已远不能满足其扩张的需要。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汗帐里，常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高僧大德，蒙元权贵一直在找寻一种适合自身的“新宗教”。窝阔台汗时，阔瑞王子为保证蒙军经四川攻宋时的侧翼安全和安定信佛的西夏故众，开始发展与西藏的关系。1252年，忽必烈奉蒙哥汗命攻宋。为了保障蒙军过藏时的安全和方便，忽必烈又急召藏区噶玛噶举教高僧噶玛拔希和萨迦派班智达贡噶坚赞。从萨迦班智达宣讲轮回转世说、凉州会谈和幻化寺弘法，到八思巴为忽必烈授萨迦派灌顶和助其继大汗位，萨迦高僧凭借其精深佛理和过人智慧为蒙元皇族屡次排忧解难。由于藏传佛教大德确能担当精神导师之责，元朝中央政权便开始了与藏传佛教萨迦派长达百年的密切合作。 　　其次，藏传佛教各派需要依附强权得以生存和发展。经历了浮华初兴、百年沉寂和两路弘法，藏传佛教趋于成熟，各教派争相发展。当阔瑞慕名力邀帕竹噶举的京俄仁波切去蒙古当受贡喇嘛时，后者便“鼓动”萨迦班智达北上“犯险”，自己却急避顿塘。当忽必烈为借道康藏而力邀噶玛拔希时，后者却婉言谢绝。不久，噶玛拔希便与蒙哥汗和阿里不哥建立直接的布施关系。各教派结交强势王权得以依附和供养的心理日益鲜明。八思巴在1252年和1255年两见忽必烈，表现得前倨而后恭，根本原因在于他在朵甘思听到了蒙哥汗分封西藏后对萨迦派极其不利的消息。“蒙哥汗在西藏实行分封之后，蒙古诸王都程度不同地认识到统治自己在藏区的封地需要得到藏传佛教首领的支持和帮助，而藏传佛教的领袖们也逐渐认识到蒙古统治者的封授对自己教派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①相比较于噶玛拔希的避险务实，萨迦高僧显得深谋远虑。萨迦派在当时西藏宗教界以理论见长，僧俗综合实力较弱。但是八思巴叔侄确实洞悉到了西藏当时的实际形势，并能紧紧抓住属于自己的机会，再加上八思巴对忽必烈的忠诚，萨迦派才拥有了近乎涵盖整个元朝的辉煌。 　　最后，西藏社会底层民众虔诚向佛实为自身求得超脱。11世纪崛起的藏传佛教，一改吐蕃王朝时的贵族宗教做派，潜心传教和虚心借鉴笨教的存活之道。与各地豪酋联手的各个藏传宗教派系，逐渐控制了广大信众的思想。萨迦主寺的大规模扩建和曲弥大法会，使得民众对其更为狂热和痴迷。目睹帝师法王们一个个位高权重，藏族民众殷切期望高僧大德能够指引他们未来的方向。还有那些“爪玛洛”战士和聆听惯了赞普号令的民众，一直希望和等待着王室的号令。往日的号令和辉煌永远不会再来，“但是信仰不能存在真空，心理不可能让其停止运转，于是民众将往日对王朝的情感，转而投向宗教”②。佛教的导引填充了吐蕃王朝的没落的心理空缺，藏族民众对于藏传佛教自然就有了更多的拥戴，佛教从此挂载上了民众对于来世的殷切期许。 　　元代藏民族宗教文化心理的影响作用 　　古代当权者用武力和宗教加强专制可谓司空见惯。但近代以来西藏发展的滞后，不禁让人们对元代空前膨胀的藏民族宗教文化心理的影响再作点评。 　　从积极方面讲，藏传佛教起到了维护元代国家统一和发展西藏的作用。当初萨迦班智达凉州为阔瑞治病时就以轮回转世说，为蒙古人灭夏给予了理论佐证。凉州会谈后班智达向西藏各界所发的倡议书，又为蒙古人统一西藏僧俗思想认识再添新功。八思巴初见忽必烈时介绍了佛教的转经轮王理论。忽必烈庆幸自己找到了用以对抗儒家千年宣讲的中原正统伦。蒙古人统一华夏后，萨迦帝师又谨遵圣命，善待天下僧俗。在文化方面，帝师八思巴还受忽必烈之托创制蒙古新字，为元朝把众多民族统一为一个大帝国起到了重要作用。多位帝师还先后在建筑、美术、工艺、文学、历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帝师作为宣政院事统管全国佛教事宜，在汉地佛教中广收弟子和为汉地寺院免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