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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教师幸福的研究之转向 　　摘要：通过分析文献发现，在社会科学领域关于教师幸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对教师幸福是什么的探讨以及研究者在场外对教师幸福的建议。西方哲学发展的转向、现象学“回到实事本身”的精神、人文科学对实践的重视以及传统教师研究的弊端都昭示着教师幸福研究应该走向教师的日常实践领域，到本真的教育情境中去探寻教师如何能够幸福。 　　关键词：教师幸福；教育实践领域；转向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9)05－0062－04 　　 　　向自身存在和外部世界寻求幸福是教师作为人的目的和权利。在教育回归以人为本的时代，教师幸福逐渐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 　　 　　一、教师幸福研究之局限 　　 　　我国对教师幸福研究的兴起是在20世纪末。最早以“教师幸福”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当属刘次林先生在《教育研究》2000年第5期上发表的《教师的幸福》。也有论者认为，叶澜教授于1997年发表的《让课堂焕发生命的活力》开启了我国教师幸福研究的大门。 　　教师幸福的研究在本世纪初迅猛发展。更侧重实证的心理学视角一般是基于个体心理层面去探讨教师“主观幸福感”，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对于教师幸福的研究虽有着各自不同的关注点――伦理学主要探讨教师道德与幸福的关系，哲学上的幸福理念与人性的探讨密不可分，教育学则关照“具体的”、“完整的”、“关系中的”教师幸福，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教师幸福的意义、内涵、特点以及教师幸福失落的原因及其谋求等几个方面。研究者们基于自身的经验或者通过哲学思辨、逻辑推理等方法探讨了教师幸福到底是什么，并对如何使教师幸福提出了各种建议。但是，不可否认，已有的研究仍存在着一定局限。 　　从研究结果上看，对“教师幸福”的理解尚未有定论，而且对于“如何使教师幸福”基本属于“研究者的场外的建议”，这些建议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更不用说对于改善教师的生活状态实际产生了什么效果。不同时代、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活境遇的人们形成了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这些观念和感受影响着人们对生活的审视和体验，导致对幸福产生不同的理解感受。因此，已有的研究难免有“纸上谈兵”和“画饼充饥”的意味。 　　从研究的方法论看，传统的研究在本质上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研究。有人将教育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归结为主客关系、传译关系、启蒙关系与分享关系四种类型，其中的教育研究者分别为：“无立场”的抽象人，“在其外”的传译者，“在其上”的启蒙者，“在其中”的行动者。主客关系、传译关系、启蒙关系代表着传统的研究范式，“即都有一个严格限定的研究者，其后有一套严格的学科方法支持，所生产的知识――研究成果一般也有意作为公共知识发表且积累”，而这对于研究对象――教师实质上在施行一种“语言的暴力”。这样的教师研究在追求“科学化”和“普适性”的过程中，由于忽视或排斥教师的个体生活体验和日常教育实践，造成了教育研究者与教育实践者、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教育研究者们往往凭借着在智力上和文化资源配置中占有的优势，习惯于把教师作为一个客体进行观察、研究、解释和分析，并对教师进行着各种外部的解读与规范。教育理论专家的思想主宰着教育实践领域，教育理论研究者很少真正承认教师的日常教育实践所蕴涵的巨大力量和潜在意义。 　　传统教师研究的弊端和教师专业发展的时代呼唤，驱动着教师幸福的研究寻找新的走向――分享关系，它要求打破教育研究者、教育实践者的界限，也消解教育研究既有的权力秩序，将研究的立场扎进教育者之中，确立在教育实践的过程中。 　　 　　二、教师幸福研究转向之依据 　　 　　哲学家指出，“生产一种人文知识就是策划一种生活。人们希望幸福，某种真理如果不利于幸福，人们就宁愿创造另一种事实以及与之相配的另一种真理。认识本质虽然重要，但策划幸福更重要，于是关于本质的知识(knowledge of essence)问题就让位给关于幸福的知识(knowledge ofhappiness)问题”。教师幸福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迷茫或混沌的境地，西方哲学思维的转向、现象学“回到实事本身”的精神、人文视野中的教育学以及传统教师研究的不足，都昭示着教师幸福的研究亟待转向一个新的领地。 　　 　　(一)西方哲学转向的视域 　　哲学是人类不断追问世界本原的一门学问。在哲学发展史中充斥或弥漫着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探究精神。哲学几千年的发展历程正是人类不断探索与追问的历史。 　　有学者认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不同的实践方式产生了不同的思维范式；一种实践方式的消亡和另一更高实践方式的降临，必然给人类的哲学思维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和震荡，即所谓的哲学危机。西方哲学先后经历了本体论危机、认识论危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