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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月痕百年的研究述评 　　〔摘要〕自《花月痕》刊行以来,百余年的研究史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一、作者的生平和《花月痕》的成书过程。其中以魏秀仁的生卒年和小说的写作时间为焦点;二、对文本的分析和解读,这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晚清民国时对《花月痕》的多样评价到五六十年代为一种单一视角所取代,新时期以后,其思想和艺术得到了重新评价和解读,伴随着九十年代后新的理论视角的引入,以《花月痕》为代表的晚清文学的重要性逐步突显,其研究也步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关键词〕《花月痕》;魏秀仁;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09)02-0076-07 　　 　　魏秀仁的《花月痕》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一部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长篇小说①。然而由于鲁迅先生早年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其为代表的“清之狭邪小说”的批判性解读,以及长期以来文学史对作品思想性的强调,使得《花月痕》这部继《红楼梦》之后最重要作品之一,清末民初流传甚广的长篇言情小说,并没有得到文学史足够的重视。这种研究的偏颇和不足直到近年来才有些改观,随着海外汉学家王德威先生“被压抑的现代性”理论对晚清小说现代性的重新发现,这部被冷落,沉积多年的重要小说才重获光芒。本文旨在通过梳理近百年来《花月痕》研究的历史,探询以其为代表的“晚清狭邪小说”由遮蔽到不断彰显的历史过程,分析其中的重要成果和存在的诸多问题,并由此而反思百年中国文学史写作及现代性的关键议题。 　　 　　一、魏秀仁生平及《花月痕》成书研究 　　 　　近百年来,对《花月痕》研究的一个重要向度就是考证其作者魏秀仁的生平及其写作《花月痕》的具体时间和成书过程。此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且已较为成熟,为此后深入的文本研究奠定基础。 　　(一)对魏秀仁生平形状的勾勒。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先生依据谢章铤的《赌棋山庄文集》(包括收入其间的《魏子安墓志铭》)、《赌棋山庄诗集》、《课余续录》以及蒋瑞藻《小说考证》卷八所引之《雷颠随笔》等资料记载,对魏秀仁的生平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子安名秀仁,福建侯官人,少负文名,而年二十余始入泮,即连举丙午(1846)乡试,然屡应进士不第,乃游山西陕西四川,终为成都芙蓉书院院长,因乱逃归,卒,年五十六(1819-1874),著作满家,而世独传其《花月痕》(《赌棋山庄文集》五)。秀仁寓山西时,为太原知府保眠琴教子,收入颇丰,且多暇,而若无聊,乃作小说,以韦痴珠自况,保偶见之,大喜,力奖其成,遂为巨帙云(谢章铤《课余续录》一)”[1](P230-231)鲁迅先生叙述的大多经历成为此后有关魏秀仁生平的定论,他所引用之材料也成了研究《花月痕》作者资本资料。 　　鲁迅所叙魏秀仁之生平遭际,学界并无太多异议,只是在他的生卒年份上存在一些争议。以上记述中,鲁迅依据《魏子安墓志铭》中的记载,“年二十八始补博士弟子员,即连举丙午乡试”,“卒年五十六”,而认定魏秀仁中秀才、举人同在丙午年(1846),而是年魏秀仁二十八岁,故推定其生卒年为1819-1874年。1980年,杨殿根据“阙名编传抄本”《魏子安先生年谱》等新资料,对鲁迅关于魏秀仁生卒年份上的“错误”予以了“指正”,确定魏秀仁“生清嘉庆二十三年戊寅(1818)正月二十二日”,卒于“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2](355)另外,在陈新先生看来,鲁迅先生之所以对魏秀仁的生卒年出现错误推断,是原于他对“连举”的误解。在《魏秀仁的生平及著作考》一文中,陈新认为“按科举惯例,成秀才中举人虽说‘连举’,一般不可能在同一年”,因此“连举丙午乡试”意味着魏秀仁二十八岁中秀才,二十九岁(丙午)中举人,这样鲁迅先生给出的生卒年份就应该再向前推一年,“生卒年应为一八一八至一八七三年。”[3](212)而这一结论正好与《魏子安先生年谱》中的记载形成佐证。此后,官桂铨进一步挖掘出了魏秀仁编著的《续魏氏世谱》传抄本等资料,由此不仅最终确证了魏秀仁的生卒年为1818-1873,而且明确了他于“此年(1873年)二月二十九日逝于道南院廨”。[4]从而使得围绕魏秀仁生卒年展开的争论划上了一个休止符,此后曾宪辉[5]、尚达 　　翔[6]等人的有关研究均在此定论上展开。 　　(二)对《花月痕》写作时间的确认。在魏秀仁及《花月痕》研究中,其书出版时间现已可以确认为1888年,然其写作时间却仍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至今尚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但总的来看大致的情况已经开始明朗。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先生并没有就《花月痕》的写作时间做出明确交代,而只是笼统谈到,“《花月痕》十六卷五十二回,题‘眠鹤主人编次’,咸丰戊午年(一八五八)序,而光绪中始流行。”[1](228)此外,由于《花月痕》最初刻本出版时,“眠鹤主人”在“前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