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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宪政建设的模式 　　摘 要：宪政建设模式有自然演进型和政府推动型。自然演进型的宪政建设应归结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力量的推动，而政府推进型则指国家或政府在宪政建设进程中起着一种特别突出的、关键的和能动的主导作用。观察中国近现代史，无数仁人志士在中国的宪政建设模式选择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都没有成功。中国的宪政建设应根据历史和现实国情采取不同于西方的模式。 　　关键词：宪政；自然演进型；政府推进型 　　 　　一、宪政的涵义 　　宪政是近代民主政治的产物。由于宪政与自由、民主、法治以及人权等概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宪政常常被理解为立宪政府或者立宪政体。如有学者认为“宪政就是宪法政治，以宪法治理国家。它的基本特征是用宪法这种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已经争得的民主政体确定下来，以便巩固这种民主体制，发展这种民主体制。”[1]有学者认为宪政制度是“政府和立法机关的权力由宪法界定和限制，宪法享有基本法的地位以及拥有通过不同形式的司法审查实施这些限制的权威。”[2] 　　但是宪政是近代法律制度超越传统法律制度的结果。从外在表现形式来看，宪政以宪法规范政治行为、判断政治行为；同时还依据宪法的规定设立国家机构，确立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本框架。从内在的规定性来看，宪政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通过制定并实施宪法来体现民主政治的价值。所以，从动态的角度来认识，宪政既是一种立宪政体，同时还是具有宪政精神的法律秩序。如美国学者丹.莱夫认为“宪政意指法律化的政治秩序，即限制和钳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3]周叶中教授认为，“宪政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4]笔者更赞成周叶中教授的观点，宪政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形态，更是一种政治过程，它包括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 　　宪政是宪法实施的结果，所以宪法是宪政的前提。但是，有宪法不一定有宪政，它们并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 　　 　　二、中国宪政建设模式选择 　　有学者认为，宪政建设有两种模式：一是自然演进型，主要是指西方国家，其宪政建设应归结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力量的推动，国家或政府对于宪政建设不仅没有一种预先确定的目标，而且在其中的作用相对来说比较被动和消极；一是政府推进型，主要是指中国，由于缺乏先天的内生因素，宪政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或政府在有明确目标的指引下推动的，国家或政府在其中起着一种特别突出的、关键的和能动的主导作用，扮演着宪政建设“领导者”的角色。[5] 　　我国大部分学者赞同中国宪政建设应采取政府推进型模式，一则，依自然演进的进路太费时日，在现时全球化的浪潮中，我们已经失去“自然演进”的良机。二则，曾经有过的荣耀和近代以来所经历的屈辱，使得国人在求强、求富及“赶超英美”的呼声中断不会自甘落后，等待“自然演进”。[6] 　　对此，谢维雁老师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借助于哈耶克对建构论唯理主义的批判，认为政府推进型宪政建设模式并非我国宪政建设的最佳选择。(谢老师认为自然演进型也可称为经验理性模式，政府推进型也可称为建构理性模式。而政府推进型宪政建设模式的理论基础正是哈耶克所批判的建构论唯理主义。)[7]同时，他指出政府推进型宪政建设模式还面临着以下风险：(1)宪政的最初确立一般都伴随着急风暴雨式的甚至是推倒重来式的革命，常常使传统断裂，文化失去连续性。(2)政府推进型宪政建设依赖对宪政的事先设计，而事先的设计常常不可靠。(3)政府推进型宪政建设依靠国家强力推行，广大民众被置于一种被动的、被管理者的地位。经过上述分析，谢老师认为：自然演进型宪政建设即经验理性模式具有明显的优势。经验理性模式以归纳法为其进路，依靠个案经验的点滴积累，因此这种模式必然是渐进的，它不仅避免了哈耶克所证明的建构理性的错误，而且完全不存在政府推进型(建构理性模式)在实践中的风险。我国未来宪政发展的思路应当是将经验理性与建构理性相结合，而以经验理性为重点。[8] 　　对此问题，笔者的看法正好与谢维雁老师相反，我国未来的宪政发展的思路应当是将自然演进型与政府推进型相结合，而现阶段应以政府推进型为重点，待具备了必要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条件时应以自然演进型为主。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主张，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分析： 　　1、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 　　(1)历史角度：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整体发展样态一直是农业经济(即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此相适应，形成了传统的伦理型文化。 　　伦理型文化压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不仅产生有利于法治发生的平等、自由思想，而且形成支持法治的市民与商人阶层。而伦理型文化与商品经济是处于对立状态的。 　　伦理文化在支持一元化社会结构的前提下，强化君主专制统治。伦理文化强调在道德教化的基础上积极参与政治，导致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