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环津圈”村镇的空间衍化初探.docVIP

近代“环津圈”村镇的空间衍化初探 　　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乡村城市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城市化的本质也就是社会现代化。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乡村城市化的特点，反映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现代化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0页）。 　　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城市都是由乡村发展演变而来，作为畿辅门户的天津也不例外。天津村镇聚落的形成历史悠久，其形成原因多因物产资源、地形地貌、交通运输及政治军事方面因素。 　　一是盐业生产。天津濒临渤海湾，有丰富的优质海盐资源，西汉即有煮盐灶户，五代后唐始建盐场。后由灶户集聚成村，发展为集镇，如津南区的咸水沽镇和葛沽镇、河北区的盐坨村。 　　二是渔业生产。天津为渤海沿岸重点渔区和渔港，又处于海河水系入海口，河流纵横，鱼类资源丰富。早在13世纪前就有人以捕鱼为业，人们沿河、淀、海岸定居，渐成聚落，如今之大沽、北塘于明万历年间已成为沿海集镇，塘沽前后避风嘴、驴驹河等渔村，都是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形成的，今北辰区宜兴埠镇（村庄建于元朝初年，曾名鱼腥铺）、双口镇（村庄建于明永乐年间）则是从事淡水捕捞的渔户形成的聚落。 　　三是粮盐漕运。金代以来天津曾是京畿漕粮集中转运枢纽，沿河建仓立村形成聚落，如今东丽区的军粮城镇、北辰区的北仓，还有东仓、西仓、南仓、崔家码头、大直沽等都是因此而形成的。 　　四是历史屯田。天津曾是边陲重地又是畿辅门户，历代王朝多在境内驻军设防，屯垦自给，形成众多村镇。如“何家圈（围）地势平坦，土性滋润，天然粳稻之乡，前明汪应蛟相度屯田以此为首，围中有官庄围，南有大人（任）庄，询诸老民，当时屯田官及屯田御史、屯田道厅等驻于此，故名”（[清]吴惠元等：《续天津县志》卷七，水利营田图说）。 　　五是行业发展。窝贝厂即是永乐年间南京和山东人到此落户，靠打捞运米沉船在此晾晒为生，晒米场曾名窝背厂，雅称窝贝厂，打铁苏庄就是苏姓打铁为业建庄得名，以开香铺为业王姓建村为香铺王村，以种山药出名的村庄谐音单庄，彪家庄是因为村中有镖局演化而来，种植桑树、养蚕为业的村庄名白丝窝、桑园，而制造盆罐为业的村庄就叫盆罐庄，古时曾制造盔甲的村庄则得名造甲城。进行鱼虾交易的地方得名鱼市口，进行马匹交易的则建村为南北马集。 　　天津就是从其中的一个小直沽村发展而来，“传说从前这里有两个直沽：直沽麦格纳（Chih Ku Magna）和直沽帕沃（Chih Ku Parva），即大直沽和小直沽。它们是相距五、六英里的姊妹村，大直沽一直没有什么变化，是个微不足道的村庄。现在的天津就是当时的小直沽，它不断地扩展，并吞并了附近的村庄，最后建起了城墙。不久的将来，小直沽将把大直沽也纳入其版图之内”（甘霖：《殷森德华北传教记》，伦敦卫理公会出版社1909年版）。 　　至乾隆初年，天津城外四乡县辖村共315处，“津之乡镇，东自头甲至西堤，为村凡八十六；南自倪家台至芦北口，为村凡一百；西自碾陀嘴至炒米店，为村凡五十二；北自钞关至上浦口，为村凡七十七”（[清]李梅宾等：《天津府志》卷八，乡都户口志），可谓人烟稠密。 　　随着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发展，这些村落进一步发展演变，有的村庄自然消亡，有的村庄相融合并，诚如《重修天津府志》所言：实减之故，必因河流齿地，或漫淹日久，庐舍尽塌，民他迁徙而庄亡，但又有名垂亡而非实亡者，此惟郡城绕郭，昔因星罗分散，各有小名，近则烟户日增，渐成一片相连，故通称大名而小名转隐。而一些新生的村庄也逐渐成型，据《重修天津府志》记载：东乡内前无今有十四庄，南乡内前无今有三十七庄，西乡内前无今有二十庄，北乡内前无今有二十三庄。民国年间的《杨柳青小志》也记载：“杨柳青、王庆坨两村中间有大柳滩，新村也。才五十余年，骤至数百户，皆济南人，此间耕樵利益，济南人趋之若鹜，将来或连为一大埠也。” 　　这些村庄的消长发展一方面由于自然地理因素，如洪水淹没、河海改道等等，而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作为天津城区周围的村落，它们的生存发展始终与天津城市的成长息息相关。 　　首先是乡村街区化。这表现为城市建成区的逐渐扩展，日渐蚕食周围的乡村，把乡村部分或全部变为城区的一部分。“城厢狭隘，历年开辟，有旧时村庄今与城市相联者，相沿日久，直以为街市之名。如锦衣卫桥、海光寺、三官庙、永丰屯、金家窑、望海寺、马家口、芦家庄等皆是也。窑洼在光绪初年犹是荒瘠之区，今则辟经衢，开纬路，高楼杰阁，林木森然，今直督行署一带是也”（王守恂：《天津政俗沿革记》卷一，乡镇上）。 　　从天津城区面积的扩展上也能说明这一点，明永乐二年（1404年）天津筑城四至面积为1.64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