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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东北女性家庭地位变迁的研究 　　摘要：近代以来，受西方社会思潮冲击，中国社会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旧有的法制、政治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变迁瓦解了传统的宗法大家族制，使占人口半数的女性地位得以确立，进而带动了整个社会观念的革旧鼎新，从而推动了中国社会向前发展。 　　关键词：近代；东北女性；家庭地位；变迁 　　女性家庭地位变迁深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因素影响，其地位高低是衡量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尺度。两千多年来，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已经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制约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经过数千年的演变，沉淀在社会文化和道德习惯之中。随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旧有的宗法大家族制开始瓦解，使占人口半数的女性地位得以确立。清末以降，近代东北地区女性的家庭地位出现了提升的端倪，其表现是多方面的。 　　一、从传统结婚形式向近代结婚形式的变迁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个人服从于家庭和家族利益的婚姻制度一直与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相符合，社会舆论和伦理道德也承认封建家长所主持的婚姻。然而，随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持续发展，传统社会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代表婚姻的权威性开始动摇。主要体现在： 　　（一）政府直接介入民众婚姻缔结行为。清末至民初前十几年，婚姻法律并无实质性变化，基本沿袭了清末新政时期制订，但因辛亥革命爆发而未能颁行的《大清民律草案》，其实质仍是对父母的主婚权继续予以维护。民国时期婚姻法律的实质性进步是1929年实行的《民法》。其间对于婚姻部分有如下规定：婚约应由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第972条），但“未成年人订定婚约，应得法定代理人同意” （第974条）。此外规定：结婚应有公开仪式及两个以上证人（第982条）。民间婚姻受到政府规定和国家法律的约束，这就意味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代表婚姻的权威性开始动摇。 　　（二）早婚的危害被人们所重视。传统观念中，结婚的目的是延续香火、传宗接代。受“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传统生育观的影响，无论官宦人家还是普通百姓都存在着早婚早育的婚育观。富裕家庭中的早婚现象往往比贫困家庭更为严重，“大抵富家男早于女，而穷家则女早于男，虽云相沿成俗，亦受财力支配使然。”[1]（p112）东北地区亦然。如《义县志》中记载“早婚之害多出自富家，十五岁娶亲者常，乡间有十二三岁之小孩子娶十八九岁之大女子，往往生出许多弊害，积习相沿，明知故犯。”[2]（p29）“男女婚期普遍均在十六岁上下，早婚之害，亟应改良。”[3]（p4）这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意识到早婚所带来的危害。 　　（三）纳妾多妻现象有所减少。清末至民国时期，人们的婚姻观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纳妾现象仍然存在，但有所减少，“一夫一妻是其定制，纳妾者甚少，即无子息必其家道殷实，年逾三十者方可纳妾一个，以待生育”。[4]（29）而且在人们的观念中，不再视纳妾为理所应当，开始意识到纳妾有悖于家庭和睦，“境内纳妾之风甚炽，殊不合于伉俪之正道。”随着近代化因子的不断渗入，近代化的色彩越来越浓，主张摆脱畸形婚姻，追求“一夫一妻制”的人越来越多，纳妾的社会基础越也随之减弱。 　　二、从传统离婚方式向近代离婚方式的变迁 　　在传统社会中，离婚是男子的特权，称为“出妻”，也叫“休妻”。夫妻相离，历来都是以夫家的利益为基础，妻子则处于被动境地。不论丈夫提出的离婚理由是否得体，夫家都可以此为借口休妻，而妻子则无提出离婚的权利。清末以降，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日益加剧，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一）男女离婚权趋于平等化。近代以来，国门洞开，古老的中国受到西方思想的冲击而做出一定的反应后，女性的婚姻观念也发生着渐变。对于饱受传统婚姻弊端之苦的已婚女性来说，仍有着追寻着婚姻自由的美好愿望，家庭离婚率在这一时期陡然上升。东北虽处关外之隅，但受离婚热潮影响，反应也较为强烈。《盛京时报》曾报道：“沈地法院处理十八年之离婚案件，曾详?I昨报，兹闻该一百廿八起中之离婚案，其主动机之分别则为出于双方者五十八起，出于男方者十四起，出于女方者五十六起，由斯以观，可见离婚案中之主动，则多出于女性云。”[5]离婚原本在中国人的眼中是忌讳的话题，离婚被视为“绝两姓之好”有损家族名声，然而随着社会变革和西风东渐，越来越多的拥有不幸婚姻的人们主动选择离婚。而在这批离婚人群中，原本处于弱势群体的女性，则占据了较大比重。 　　（二）政府方面对离婚现象较为重视。由于诉诸法律离婚的人日渐增多，而且提出离婚的理由五花八门，法院在审判时，不得不详加审讯，以免妄断破坏了民众的婚姻。不仅如此，法院还特别通令设立离婚规劝所，以调解地方的离婚纠纷。“如有请求离婚者，先由规劝所以利害解劝使之重修旧好，如双方非离不可时，再行请以法律手续判断吉林高等法院奉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