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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概述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当然与研究者的研究视野的开拓有关，也和对当前世界范围广泛涌现的民族主义运动进行反思有关。作为一种借鉴，探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升温自然也在意料之中。通观这几年来的相关研究，在深度、广度上较前几年有较大进步，发表学术论文约在60篇左右，专著5本①。对于近代民族主义这样一个重要的题目而言不能说多，本文拟对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作一简单分析如下： 　　 　　一、理论来源 　　 　　探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对此各研究者的观点大致接近，一般均认为笼统而论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资源；一是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但具体到实际内容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时，却有不同的看法。在中国传统资源方面，焦润明认为固有的华夷观念为近代直接的理论来源之一[1]。陶绪则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从华夏中心的地理概念转化为近代世界地理概念；从华夏文化优于他民族文化观念转化为平等相处，摒弃虚骄心理状态；从华夷之辨走向中体西用[3]。陶的看法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传统民族意味的观念在不同层次上的近代转变，难能可贵。罗志田则提醒研究者注意在研究传统观念的转变时，要注意昔人夷夏观可以是多元的或多面的，但清季士人或只接受昔人观念的一支或一面[3]。此说颇有启发，即，不可把传统观念作囫囵吞枣式的笼统看待，而应从更具体的实践角度分析观念的变与不变。在考察西方民族主义资源时，焦润明认为有三个方面：西方的进化学说、启蒙时代的自由平等学说和民族主义理论[1]。金冲及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在理论上的直接影响，更多地来自19世纪下半叶德、意两国统一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潮[4]。在中西思想资源的结合以及运用到实际方面，罗志田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发端固然来源于传统的族类思想，但成为主义，却经过了日本这一中转站[3]。至于这一转手中间有无掺兑或疏漏，目前尚无论文论及。在实际的结合运用方面，郭洪纪的观点值得重视，他认为康有为主张将儒家伦理与西方的哲学观和社会制度加以衔接，建立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新儒家……孙中山则主张将儒家文化与西方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后来的苏维埃主义结合在一起，纳入三民主义的政治主张之中，赋予民族主义以新的含义[3]。郭对于苏维埃主义的重视，是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来源的一个新提法。 　　 　　二、分类标准 　　 　　研究近代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其进行分类以便于研究，这涉及到分类标准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郑师渠根据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来源，将其分为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认为二者是二而为一于中国近代史的[6]。朱学勤认为有理性民族主义和狂热民族主义之分[7]。这种分类法具有强烈的价值判断性，论者一般倾向于前者而否定后者。张鸣从近代历史发展的城乡地理差异单列出乡村民族主义[8]。这种乡村民族主义从作者的分析看来，应该介于朱学勤的分类之间。在上述分类中，划分标准略嫌单一。皮明勇的民族主义划分较为全面，他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无论其中有多少派别，多少种主张和倾向，它们都围绕着下列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对中华民族是否给予整体认同的问题，也就是所谓‘大民族主义‘与‘小民族主义‘的问题；二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的基本手段和根本方法的问题，也就是所谓反传统民族主义与民族保守主义以及对二者综合扬弃问题。在这样一个比较全面的框架下，作者既探讨了中外关系框架内的近代民族主义，又探讨了近代国内的民族主义问题。在这个框架下，皮明勇首先分析了近代国内的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问题，认为近代中国有一种辛亥革命前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影响日大的终究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之主体的理论，这就是关于中华民族是个有机大整体的大民族主义，这种主义把包括满、汉、蒙、回、藏等在内的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当作一个大的整体的中华民族整体。认为这个思想最基本的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在小民族主义中，较有影响的是大汉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两种。认为前者有较深厚的文化历史背景，不过在19世纪以前表现为古典形态，并非近代国内民族主义的主流；后者主要是边疆少数民族的自我意识极度膨胀的产物，是建立在边疆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文化等方面存有较大差距这一客观基础之上，也受到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以及大汉族主义的刺激而生，指出这种民族矛盾在近代的历史条件下实际为内部矛盾与冲突[9]。对边疆民族主义的研究还很薄弱，胡成的文章是一个亮点。作者考察了晚清政府经营边疆政策的调整，认为这种调整是力图重新设定一更为有效的边疆少数民族与汉地中原及中央政府的相互关系，抛弃历代相沿的……以类制类，不以实力经营的政治理念，以适应以统一的政治架构和统一的区域市场作为多民族的联结纽带的近代国家管理体制，指出这些政策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