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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政策及其的影响 　　摘 要：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入川与川陕边人民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进行了一系列政权、经济、文化教育建设。就经济建设而言，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与川陕省苏维埃工农银行制定了一套货币政策。这套货币政策不仅对苏区的社会稳定、中国共产党影响的扩大以及对国民党法币政策的制定产生了促进作用，而且在中国货币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关键词：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政策；概况；影响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1-0120-03 　　1932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边人民创建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 [1]。20世纪70年代初，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的成立和原根据地内各部史志工作的展开，推动了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研究。就对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政策的研究而言，多集中于货币发行时间、流通量、版式设计与装饰特点、兑换情况等方面，较少述及其影响，本文试就这一方面进行探讨。 　　一、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政策之史况 　　1933年2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支援革命事业，决定统一苏区币制[2]。经过筹备和计划，于1933年12月在通江县城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工农银行，由郑义斋兼任工农银行行长，银行下设造币厂和石印局[3]。 　　1933年2月，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召开，通过了《川陕苏维埃组织法》（可简称为《组织法》）。其规定：“苏维埃政权内设川陕财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下设工农银行，其职能是制造苏维埃货币，统一币制，流通苏区金融，实行对工农的低息和无息借贷，帮助合作社的发展。” [2]1933年3月1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经济政策（草案）》，对《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中有关苏维埃工农银行的部分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为实现统一的货币制度，并帮助全体劳苦群众起见，苏维埃政府应设立分行，这个银行有发行货币的特权，工农银行应供给各地家庭、手工业者、小商人、合作社的借贷，以发展其经济，这个银行应实行兑换货币，其分银行应代征税收。”[4] 《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和《经济政策（草案）》的颁布，为革命根据地货币的发行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标志着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政策的正式出台。 　　川陕革命根据地制定的货币政策具体内容为：“苏维埃区域内的旧货币，目前得在苏维埃区域内通行，并消灭行市的差别；但苏维埃对这些货币应加以清查，并印盖图记，以资监督。苏维埃政府应发行苏维埃货币，并兑换旧的货币。外来之货币须一律兑换―已盖苏维埃图记之货币或苏维埃发行的货币，始能在苏维埃区域内通行。”[5] 为保证根据地货币的正常流通，对于贬低货币币值、拒绝使用或伪造货币的人，《川陕省革命法庭条例草案》规定：“反革命的犯罪应包括：进行经济上的破坏阴谋，破坏银行信用，拒绝行使工农银行所出钞洋纸票，破坏税务合作社，以及破坏苏区外来的必需品的贸易。”[2]对黑市交易货币的人“查觉后要带高帽子，上写‘人民莫学我’” [6]。在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发行的过程中，还进行了一系列反伪币的斗争。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货币就质地而言，有布、纸、银、铜。但布币的生产资源在当时条件下满足不了造币需要，纸币用的纸和颜料需进口，布币用的布一方面要进口，另一方面需要自己造布[6]。1933年10月，红军又攻占达县，缴获了四川军阀刘存厚的造币厂制造铜币、银币的全套设备和大量铜、银材料，并接收了200余名造币工人和技师[7]。川陕省工农银行以这批设备和人员为基础建立了川陕省造币厂，先后铸造了面额为壹圆的银币、200文和500文的铜币。这一时期硬币的制作，由于技术条件有限，而显得较为粗糙，“但在中国的银币史上出现苏维埃银币还是第一次。”[5] 川陕苏区货币是川陕省苏维埃工农政权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创制的，因此多种质地货币的出现是难以避免的。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川陕苏维埃工农银行制定了兑换制度，建立了货币兑换所，规定苏区货币的法定兑换价，保证货币兑换的实现，即：“银元壹圆（苏洋）等于铜元三十吊（即合200文铜币150枚）或相当于此数量的布币和纸币。”[8] 但上述各币种之间的兑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或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区，兑价往往不一样，但基本是在这一兑价上下浮动[9]。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货币政策是与根据地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后期，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张国焘“左”倾错误的干扰，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受到了重大冲击。伴随着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西迁，工农银行和造币厂也先后迁到巴中、旺苍等地继续展开工作。红四方面军和省苏维埃政府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后，工农银行和造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