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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人教唆翻供行为的研究 　　摘要：律师李庄在看守所会见被告人龚某时，因涉嫌教唆其当事人推翻其庭前供述，导致“被告人供述”这一证据性状的稳定性发生动荡，作为辩护人的李庄是否因此就已构成我国刑法第306条所罗列的“辩护人伪造证据罪”？笔者立足司法实践，结合现有的实体法与程序法规定，反思法律推理的应然性，推论出一个否定的答案。 　　关键词：伪造证据；被告翻供；教唆 　　中图分类号：D926.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2-0110-05 　　 　　引言 　　原北京律师李庄被某市法院终审判决认定“辩护人伪造证据”一案，所依据的一项重要理由是：李曾在看守所会见当事人龚某时，教唆龚推翻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并帮助编造被告曾被警察刑讯逼供的妨害司法行为。此判决一经公布，对该案理论上的定性研究存在争议。作为辩护人李庄的教唆行为如何界定？是否进入了我国刑法第306条 “辩护人伪造或者帮助被告人伪造证据”这一罪名所架构的制裁范围？在当前司法解释不明，法律适用混乱，公权与私权界限模糊的现实背景下，对此命题展开理论研究不仅可以推动证据法、实体法的良法善治，同时也可对于业已启动的刑事诉讼法修订案中刑事辩护人辩护权的科学重构提供理论依据。 　　一、辩护人教唆翻供行为的实体法辨析 　　罪刑法定已成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任何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一种正义的刑罚。在罪刑法定的原则之下，法的明文规定是司法判断的前提性根据。因而，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运用中，首先面临的抉择就是法条对照，也就是从注释法学的角度正确理解法的明文规定。法的明文规定不仅包含法律的字面规定（显形规定），而且也包括法律的逻辑内容（隐形规定）。对我国刑法第306条的条文分析如果缺乏内容的逻辑分析，而仅从“辩护人帮助当事人伪造证据”的字面意思就将“辩护人教唆当事人翻供”与之归类，势必会司法运用的扩大化，最终破坏了罪刑法定的立法精神。对此罪名的法条释义还应着眼于犯罪构成中客观方面的隐形规定，即伪造证据所牵涉的形态问题；以及能否对司法活动造成妨害。 　　我国刑法第306条所涉及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三种行为方式：一是毁灭、伪造证据；二是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三是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辩护人与诉讼代理人伪造证据罪存在两种情形，即自己伪造与帮助当事人伪造。而公诉方指控李庄教唆当事人翻供，所涉及的行为后果侵害的法益只可能是当事人改变供述所导致的口供证据可采性灭失或降低，因此这一指控显然套用了第二种行为方式，即认定李庄“帮助了当事人伪造证据”。 　　1.辩护人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伪造证据罪的犯罪对象应当排除言辞证据 　　在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对此作出界定的情形下，控辩双方的争论各执一词，均作出了有利于己方法理或学理解释。控方认为，被告人供述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种证据形式，与证人证言同属言辞证据，证人证言的改变和被告人翻供对于该类证据的证明力具有重大影响。因此，辩护人教唆被告人翻供当属伪造证据。而辩护方也回应了针锋相对的“法理之辩”，认为只有帮助毁灭伪造有形的书证与物证才能构成犯罪，对言辞证据的影响不构成毁灭或伪造。理论界对“伪造证据”所应具备的证据形态问题也是莫衷一是。“一般认为，伪造证据是妨害证据的显现或者证据的效力减少、丧失的一切行为，不仅包括从物理性质上损坏证据物体，而且包括隐藏作为证据的客体。[1]780”另一种观点认为，无论是从证据法还是从刑法角度分析，伪造证据的对象不可能包括被告人供述，因为“毁灭、伪造证据从性质上看应是具体的有载体的证据，性质上属于物证。如果没有载体就无从毁灭和伪造，当事人供述不属于物证，无法毁灭” [2]。笔者认为，对此争议完全可以采用语义解释的方法。将伪造与毁灭两种不同的行为放在同一位阶，从语义上就可以将行为对象归属于书证、物证。 伪造与毁灭的对象并不是针对所有证据，那种认为只要是降低证据效用就是毁灭、伪造证据无法解释以下两种现状：一是对“毁灭、伪造证人证言”类的行为刑法中已有“妨害作证罪、伪证罪”调整，如果毁灭、伪造证言也属于刑法第306条所网罗的伪造证据行为，那么妨害作证的实质危害也就可以被伪造证据所覆盖，妨害作证条款就是一个十足的累赘；二是毁灭、伪造这两个动态行为强调的是一个从有到无、从无到有的动态过程，被告人供述自侦查、审查起诉随着卷宗笔录已“一路走来”，无法靠在法庭上寥寥数语便可使其灰飞烟灭。因此，伪造的对象只能是书证、物证等有体物。我国刑法第306条涉及的毁灭、伪造（帮助伪造）证据应该被解释成，对客观存在且具有物理形态的证据材料进行毁灭、伪造的行为。李庄教唆被告翻供行为，并不具有伪造对象上的内在属性。 　　2.辩护人伪造、帮助伪造证据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