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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大学教育论 李 庆 如果有人要问．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那一位大学校长成绩显著，影响最大？我想应该首推蔡元培先生：蔡先生不只是一位很好的大学校长，而且他还担任过民国元年的第一任教育总长，国民党政府的大学院院长及中央研究院院长，他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然而毫无疑问，他在北京大学时的工作，是他一生中最可称道的。 蔡元培自1917年1月至1926年7月任北京大学校长（其间曾因二次辞职，二次到国外考察、留学，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余），此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后，北伐战争前夕，中国社会处于激烈动荡，新旧两种势力、两种思想拼杀消长之时。蔡元培思想敏锐、趋时革新，以宏大无畏的气魄改造保守恒寂的旧北大，几年之间就使北京大学的面目焕然一新，成为全国最瞩目最有影响力的高等学府，他在长教育部和大学院时，尤其是在北京大学期间发表过许多关于大学教育的论说，后来还写了《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全面扼要地阐述了他办北京大学的经验，亦即他的大学教育思想。今天，在为了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必须大力发展教育的时候，我们不应忘记这位在中国现代教育事业上曾经做出卓越贡献的教育家，对于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尤其是他的大学教育思想要加以分析研究，合理地予以吸取。 一、大学宗旨——研究学术是大学的根本任务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民国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民国元年开始的，这是我国与西方文化接触后最早设立的一所国立大学，也是当时唯一的国立大学。初办时期所收学生都是京官，学生都被称为老爷，监督和教员则被称为中堂或大入，一派封建官僚习气笼罩学堂。学生求学于此，皆有做官发财思想，平日子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趣，临考试时急急翻抄讲义或叫老师透露考试范围，只图年限期满可以得到一张文凭。因热心作官而疏冷学问，所以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深浅推向其官阶大小；官阶大的特别欢迎，因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反之，专门研究学问的教员，学生不见得欢迎。因此大多数教员也更少用功研究，只印发一些旧讲义，在课堂上读一遍以敷衍塞责，这种情况完全是科举时代遗传下来的恶习。 蔡元培去北大之前，许多好心的朋友劝他不要去，说北大太腐败了，进去后整顿不好，反于自己名声有碍；但也有少数人（包括孙中山先生）认为，既然知道它腐败更应去整顿，而且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去占领这所学校将会播下革命的种子。蔡元培听从了后者的意见，决定去北大就职，尽一份自己的责任和力量。他到北大之后，感到首先要改变的就是学校的风气和学生的观念。第一次化职演讲他就明确郑重地指出：大学的性质、宗旨就是研究学术而不是贩卖文凭，学生入校是为求学而来，而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他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后来他又多次反复申明：“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北京大学民国七年开学式之演说》）为了突出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这一特点，他还说明大学与高等专科学校应有区别。他认为二者虽同为高等教育机关，但性质作用有所不同，前者重在研究，后者主在实用，这类似学与术的关系。学与术虽关系至为密切，而习之者旨趣各异，文理属于学，它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理论，虽亦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着重在研究学理；法商医工等科属于术，治此者虽亦可有永久研究之兴趣，但重在直接应用，服务社会。他认为设文理科的始可称为大学，他这些观念是受了德法等国高等教育的影响。 为了使北京大学真正成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蔡元培采取了许多措施，诸如：设立研究所，作为教授、留校毕业生与高年级学生的研究机构；沟通文理，按料设系，改年级制为选科制以发展学生的个性与潜力，开阔研究者的视野；提倡简明扼要的讲义和师生坐而论道相互讨论的教学法，使利于学生自己潜修，他说大学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北京大学二十二周年开学式之演说词》）；延聘国内外名流学者来校讲授（如哲学家杜威、罗素，生物学家和哲学家杜里舒（Hans Driesch），文学家泰戈尔，地质学家葛利普（Grabeau）等人都曾到北大讲学），平时北大几乎每周都组织学术讲演会，研究辩论之风极盛，革新空气十分浓厚。 总之，大学应以研究高深学问作为自己的任务，应该养成浓厚的研究学问的风气，应该聚集一批有学问的研究人才，应该拿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应该成为全国学术研究的一个中心。这一宗旨是非常正确而有远见的。北洋政府时代全国还没有一个最高的专门研究机构，北京大学实际成了早期的中央研究院。从研究学问和传授知识的关系来看，如果不是研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