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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的研究 　　摘要：目的：探讨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的特点。方法：采用自编《个人情况调查问卷》和《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对536名青年军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①青年军人在面对负性情绪时，使用频率最高为积极的情绪调节方式；②是否独生子女在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的使用上存在显著差异；③年（军）龄越长、受教育程度越高的青年军人在面对负性情绪时，更倾向于选择积极的情绪调节方式。④不同类别的青年军人在情绪调节方式的使用上存在显著差异。结论：是否独生子女、不同年龄、不同军龄、不同类别和不同受教育程度均对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的选择产生影响。 　　关键词：青年军人 情绪调节方式 特点 　　中图分类号：G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3）02（a）-0251-02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为不同单位、不同军衔、不同年龄段的青年军人。其中南京军区某部基层官兵185人，均为男性，年龄17-33岁；军校官兵253人，其中男性221人、女性32人，年龄17-38岁。海军、空军、二炮等不同基层部队官兵98人，均为男性，年龄17～34岁。共计536人，回收问卷536份，有效问卷521份，有效率为97.2%。 　　1.2 研究工具 　　采用自编个人情况调查问卷和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CERQ-C）。 　　（1）自编《个人情况调查问卷》包括性别、类别、年龄、军龄、军种、是否独生子女和教育程度。 　　（2）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CERQ-C）该问卷是由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医学心理中心朱熊兆教授等人在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ERQ，Cognitive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在中国成人被试中验证了CERQ-C良好的适用性，信、效度系数都达到良好的水平。 　　该问卷属于自我报告式问卷，要求个体自我评估在经历负性生活事件后所使用的情绪调节或应对方式，由9个分量表组成，每个分量表4个题项，共36个题项。被试以5级评分回答（从“从不”到“总是”），各分量表的总分范围4-20。9个分量表包括：自我责难，指因所经历的事件而责怪自己；接受，指接受和顺应所发生的事情；沉思，指反复思考与负性事件有关的感觉和想法；积极关注，指用想快乐的事情来替代实际发生的事情；重新关注计划，指思考怎么处理应激性生活事件，该采取哪些步骤；积极重评，指从已经发生的事情中寻找对个人成长有积极意义的东西；理性分析，指降低事件的严重性或强调与其他事件相比的相对性；灾难化，指直接强调经历的可怕性；责难他人，指因自己所经历的事情而责难他人。在某个分量表上得分越高，被试就越有可能在面临负性生活事件时使用这个特定的情绪调节方式。 　　1.3 统计处理 　　采用以上量表，以团体方式进行测试，指导语统一，要求被试在规定的时间内当场完成。运用SPSS 13.0 for Windows进行统计学处理。 　　2 结果 　　2.1 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的总体状况 　　对自我责难、责难他人、沉思、灾难化、接受、积极关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评、理性分析9种情绪调节方式的因子分除以各自因子的项目数，得到每个受试者的各因子均分。计算军人9种情绪调节方式的因子均分和标准差得出，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的使用次序由高到低依次为：重新关注计划、理性分析、积极重评、接受、沉思、自我责难、积极关注、责难他人、灾难化。 　　2.2 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的差异分析 　　2.2.1 不同性别的青年军人在情绪调节方式的使用上无显著差异（P0.05）。 　　2.2.2 独生与非独生子女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差异分析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是否独生子女的青年军人在情绪调节方式上的差异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独生与非独生子女的青年军人在自我责难、责难他人、接受、积极关注四项因子上有显著差异。其中，非独生子女采用自我责难和接受显著高于独生子女（P0.05）；而独生子女采用责难他人和积极关注则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P0.05）。 　　2.2.3 不同年龄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差异分析 　　运用Scheffe检验进行事后比较发现，17～20岁军人对自我责难的应用上显著高于26～38岁军人（P0.05），对沉思的应用上显著高于21-25岁和26-38岁军人（P0.01）；21-25岁军人对积极关注的应用上显著高于17-20岁和26-38岁军人（P0.01）；26～38岁军人对重新关注计划和理性分析的应用上显著高于17-20岁军人（P0.01）。 　　2.2.4 不同军龄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差异分析 　　采用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方法对不同军龄的青年军人在情绪调节方式上的差异进行分析。运用Scheffe检验进行事后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