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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与《呐喊》(《烽火》)周刊合评 　　摘要：胡风主编的《七月》周刊与茅盾主编的《呐喊》周刊都创刊于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的上海，同为当年较有影响的救亡文艺刊物。胡风对《七月》周刊的评价甚高，认为它“抵制了所谓标语口号的教条公式主义的浮嚣文风”，作为参照系的当然是早于其面世的《呐喊》周刊。本文从几个角度对这两个姊妹刊物进行比较，并试图对她们的异同处作出初步的评价。 　　关键词：《七月》周刊；《呐喊》周刊；比较 　　中图分类号：Ｉ206．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Ｘ（2007）11－0132－03 　　 　　《呐喊》周刊和《七月》周刊先后创刊于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的上海，同是当年较有影响的救亡文艺刊物。 　　《呐喊》周刊创刊于8月25日，第3期更名为《烽火》，共出版14期。1938年5月1日复刊于广州，改为旬刊，刊期连续。《七月》周刊创刊于9月11日，共出版3期。同年10月16日移至武汉，改为同名半月刊，刊期另起。 　　晚年的胡风曾在多篇文章中谈到《七月》周刊。1979年10月，他在《我的小传》中写到： 　　抗战起，“血誓”的喊声集为《为祖国而歌》。 　　自筹印费编辑出版了《七月》（小周刊），坚持通过生活实际反映人民性的真实和历史动向的现实主义道路，抵制了所谓标语口号的教条公式主义的浮嚣文风。① 　　1982年他在会见美国学者柯丝琪女士时又谈到了《七月》周刊，更明确地说道： 　　1937年上海发生“八?一三”事件，抗战开始了，硝烟弥漫，战火纷飞。当时上海原有的一些刊物的主办 　　人都认为现在打仗了，大家没有心思看书，用不着文艺刊物了，所以都纷纷停刊。只剩下一个缩小的刊物《呐 　　喊》（后改名《烽火》），却陷入了一种观念性的境地，内容比较空洞。我认为这很不够，不符合时代的要求； 　　这时候应该有文艺作品来反映生活、反映抗战、反映人民的希望和感情。因此，我就和朋友们凑了几个钱，在 　　上海创办了《七月》周刊（是用一张报纸折叠成的十六开本）。这就是《七月》创办时的情况和办《七月》的主 　　要宗旨。② 　　看来，要想如实地评价《七月》周刊或《呐喊》（《烽火》）周刊的历史功绩，非进行比较式的综合研究不可。首先需要考辨的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文艺刊物的“主办人”是否普遍存在着“文学无用论”的观念；其次需要考辨的是，《呐喊》（《烽火》）周刊是否存在着“观念性”的倾向或“标语口号的教条公式主义的浮嚣文风”；最后则需要对这两个姊妹刊物的异同处作出恰当的判断。 　　 　　一 　　 　　胡风对抗战初期上海文艺刊物状况的描述不甚准确。 　　“八?一三”淞沪抗战前后，上海确实有许多文艺刊物被迫停刊，如黄源主编的《译文》月刊（1937年6月终刊）、鲁少飞主编的《时代漫画》（1937年6月停刊）、卞之琳等主编的《新诗》（1937年7月10日停刊）、钱瘦铁等主编的《美术生活》（1937年8月1日停刊）、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1937年8月1日停刊）、黎烈文主编的《中流》（1937年8月5日停刊）、洪深、沈起予主编的《光明》半月刊（1937年8月10日停刊）、傅东华主编的《文学》月刊（1937年11月10日停刊）；另有不少杂志“迁址”或“休刊”，如林语堂主编的《宇宙风》，1938年4月迁到广州出版；巴金和靳以合编的《文丛》，1938年2月迁至广州复刊，等等。 　　但导致这些文艺刊物的终刊、停刊或迁址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所谓的“文学无用论”，而是有着其他的原因。 　　首先，是为了避免战争带来的经济和文化损失。五年前的“一?二八”淞沪战争期间，日本飞机从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上海，商务印书馆及东方图书馆均被炸毁。商务印书馆承印的中国近现代大型文学期刊《小说月报》因此终刊，老舍的长篇小说《大明湖》也毁于炮火。“八?一三”后三日，开明书店及美成印刷厂被炸毁。在战争状态下，有些出版社暂时停业，作应急准备，这是完全可能理解的。 　　其次，国民政府命令上海各书局疏散或内迁，也是造成有些出版社暂时歇业的原因之一。据《上海出版志》介绍：“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各书局奉命疏散或内迁。商务印书馆在租界内租下临时工房和栈房，把华界的印刷厂和存书、纸张搬来。1937年9月1日，商务印书馆宣告‘所有日出新书及各种期刊、预定书籍等，一律暂停出版’。生活书店不顾形势险恶，反而先后创办《国民》周刊、《中华公论》月刊、《抗战》三日刊、《战时教育》半月刊和《集纳》周报。1937年11月，生活书店除《文学》月刊外，原有8种期刊随总店迁汉口继续出版。此时，上海还先后出版了《黑白丛书》、《战时大众知识丛书》、《世界知识丛刊》等多种丛书，近100种战时读物。商务、中华的总管理处迁香港，凭借在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