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城之恋》的反讽叙事.docVIP

《倾城之恋》的反讽叙事 　　摘要：反讽是张爱玲小说鲜明的艺术特点。《倾城之恋》这部小说，主要使用了结构反讽、情境反讽和模式反讽的手段，讲述了一对俗世男女的爱情攻守战，以超然的态度解构了人性的神话，显示了作者独特的精神空间。 　　关键词：张爱玲 《倾城之恋》 反讽 　　 　　反讽是小说中常见的叙事技巧，耀斯曾经说过：“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其最高成就都是反讽性作品。”①可见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反讽具有相当普遍的运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作者对生活反思的力度，以及较高的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中国“五四”以来的叙事文学，鲁迅可以说首开先河，将反讽艺术引入到创作实践中，在“看”与“被看”的模式中展示麻木与痛苦的灵魂。而到了四十年代的张爱玲，则开拓了反讽艺术的又一个实践领域――解构红尘俗世中的痴男怨女，以超然的态度表现“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乎没有事情的悲剧”②；在世俗情趣中消解人性的神话与人生的真理，从而展示存在的虚无色彩和苍凉之感。《倾城之恋》这部小说，比较集中地展示了张氏反讽艺术的特点，并由此体现出其独特的精神空间。 　　 　　一、结构反讽体现构思特点 　　 　　结构反讽指的是存在于作品结构之中的反讽，在《倾城之恋》这个作品中，主要体现为两种方式：一是利用题目与内容形成的强烈对比形成反讽，“倾城”一词源出汉代李延年的《佳人曲》：“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本意指的是美色超凡脱俗，倾倒众生。而在本文中，其原始的意义已经被反讽化处理，成为故事发生的背景――战火中被摧毁的城市香港。在作品的叙事表层中，借用了一个传统“才子佳人”的故事模式，经历了“一见钟情――中生波澜――最终团圆”的三部曲，然而经过作者的层层解构，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风格和意义指向。在张爱玲的笔下，“佳人”实际上是一个离了婚的积极寻求经济依靠的世俗女子，而“才子”只不过是一个浪迹情场寻求刺激的“财子”。在这样一个充满温情浪漫色彩的标题下，上演了一场自私男女在爱情游戏中的功利现实。这是在张爱玲小说中经常出现的结构反讽方式，即利用标题与本文之间的反差形成叙事的张力，如《沉香屑》、《茉莉香片》、《心经》等小说的题目充满了古典的诗意和浪漫，而文章的内容写尽了姑侄相残、同学相伤、父女畸恋等现代文明中的弊病。通过鲜明的对比，显示了作者超然之中略含讽刺的叙事态度。 　　在作品的反讽结构中，还有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意象的反讽作用，即通过在文中设置象征性符码，实现反讽的目的。张爱玲喜欢并善于使用意象已成为一种共识，“凭张爱玲灵敏的头脑和对于感觉快感的爱好，她小说里意象的丰富，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③作品中不同层次意象的设置，犹如一座繁复的象征的森林，而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意象当推镜子以及与之有着同构关系的墙、玻璃杯等事物。初到香港时，白流苏和范柳原在浅水湾的夜色中，来到了一堵灰砖砌成的墙前，范柳原说到：“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话……”④(p534)这和实际中两人的短暂功利的爱情追求形成了反差。不论是在墙下，还是对镜，或是手握玻璃杯的时刻，白流苏和范柳原往往能够推心置腹地说上几句真心话，表示出对爱情地老天荒的羡慕，一旦离开了，便又故态复萌，文雅而又有分寸地进行着上等的调情。 　　 　　二、通过情境设置实现反讽 　　 　　情境反讽是存在于小说情节和场景中的反讽，指的是人物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使得小说中的人物主观愿望与情节发展变化出现悖反。在这篇小说中，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体现为人物形象的精神与行为之间的背离。白流苏出身于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周围的环境中充斥着浓厚的封建气息。在作品中，有一段极具象征意味的叙述：“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④(p516)在“老钟时间”的笼罩中，白流苏能够勇敢地走出第一次婚姻，应该算得上那个时代的新女性。第一次婚姻的不幸使她饱受家人的排挤与冷眼。不仅使她的自尊心受到了打击，而且生存也面临着困境。但这些并没有让流苏消沉认命，反而激发了她的斗志，一心想找一个得意夫婿在家人面前扬眉吐气。正是在这种信念支配之下，白流苏居然不顾手足亲情，从妹妹手中夺走了“钻石王老五”范柳原，显示了一位新女性不甘命运的支配，以自我奋斗来争取个人幸福的现代精神。从家庭中被人鄙夷的眼中钉，成了人人羡慕争相效仿的对象。“四奶奶决定和四爷离婚，众人背后都派流苏的不是，流苏离了婚再嫁，竟有这样惊人的成就。”④(p553) 　　与流苏相对的是，范柳原则是个不折不扣的洋场阔少。父亲是一个著名的华侨，有着庞大的产业分布在锡兰马来等处，而他本人在英国长大，混迹于上海的十里洋场，独无意于婚姻的幸福。这样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