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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的设计 2013年第3期 　　上期我对“中国模式”的诞生条件和现状表现做了简要阐述，下面说说给中国模式做一个“顶层设计”的必要性、目的和意义。 　　把政府的经济职能从国家行政事务管理中分离出来 　　政府的国家行政事务管理与市场经济秩序建设两种职能很有必要分开。从组成国务院的各个部委的工作性质来分析，可以十分清晰地把它们分为两个大类：一类是为了适应发展的需要，政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要对国民经济实行严格的监控和管理，同时也要对中国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秩序进行建设和维护；另一类是除此以外所有的政府部门所担当的职能，它们都属于广义上的国家行政管理。负责这两大类型管理工作的部门应当各自组成一个群体，它们的工作性质分别是“公共行政管理”和“宏观经济管理”，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 　　从这个简单的分解中，我们就可以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为了提高政府的行政管理水平和市场效率，今后有必要从人事配备、机制设计以及职权赋予等多个角度，对这两大范畴进行恰当的分工，其中首先要做的应当是从结构上予以分离——“一分为二”，授予它们不同的职权，规定出它们二者绝然不同的工作内容。这也是由于它们的管理对象的本质差异决定的。 　　这两个具有迥异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的权力执行部门同处于一个庞大的机构中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实行了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历史已经证明，对全社会所有资源实行中央集权的计划管理是违反经济规律的，那么就应当对它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这就是30多年前由邓小平开启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初衷。 　　前苏联虽然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是它却留给我们中国人以无边的思绪。当初苏联经济的病根，不在经济的前半周期——生产，而在于经济的后半周期——分配，政府虽然擅长于安排生产，但却在分配环节上是个“瞎指挥”，它拒绝市场机制，使得社会产品的价格扭曲，造成不同社会阶层利益分配不均，使得社会矛盾激化，最终从而引发了社会危机。 　　顺着这样的思路思考下去，如果苏联政府明智地把分配这一功能让渡给市场，让“市场之手”去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是不是它既可以发挥大政府在生产领域的优越性，又能够摆脱因为分配不公而引发的社会不和谐呢？我以为是完全可能的。 　　依照我的思考，中国人碰上了这样的一个好运气：那就是正在我们取得经济成就的这个时期，西方世界的经济也正在面临一次重大的基础性的调整：一个单独的国家的经济在全世界经济迅速全球化的严酷局面前往往会沦为他人的附庸，即使是日本那样的经济大国也难逃厄运。只有一个国家例外，那就是美国，这就是“世界经济单极化”趋势。美国享用了这个趋势的巨大红包。日本的20年衰退、欧洲人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组合成一个大的“欧洲系统”，都是这个趋势的外部表现。只要是抹掉国家间的界限，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必然造成资金和人才的集中，进而造成其他所有资源的跟进。美国从里根到克林顿的经济繁荣就是这样生成的。人们都只看到其表面现象：“是美国的创新能力造成的。”其实美国科技创新的成就同样也是经济迅速全球化的产物，科技创新（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爆发）让国界变得模糊，让政府失去不少的光泽。而独独是中国，强大的政府力在很大程度上有力地理性地把握了住这个新形势下的方向舵，发挥了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特长，成为这一时期的佼佼者。 　　在全球化风起云涌的今天，一个有能力操控经济的政府，是这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今后持续发展本国或本地区经济的必备条件。“软的”、“小的”和“松散的”政府结构是这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障碍。印度虽大，却是“软政府”的典型，不会像中国那样创造出经济奇迹；日本虽然是标准的市场经济国家，但它是“小政府”的代表，“十年九相”就是它的写照，它现在仍在面临的经济衰退不会完结。欧洲在“松散政府结构”的治下，也根本无法实现其组建时的初衷——从金融入手全面抗衡美国的经济。 　　中国人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正是别人欣羡不已的对象。综上，我们应当“左顾右盼”，——向左，我们要记住苏联的过去（它蔑视市场的“神力”），向右，我们要看到日本和欧洲的泥淖和印度的裹足（它们没有一个明智的“大政府”）。这样的思考验证了我的论点：从最高层设计出一个强有力的专管经济的政府，这不但能让我们克服眼前的困难，还能让我们自信地挺进外部世界。 　　顶层设计的主要组成部分——经济院的组成、职能和运行机制设想 　　那么，怎样设计好我们的“经济政府”呢？ 　　现在中国的社会形态正在发生着根本性变化，我们的管理方式和方法也应当跟着进行相应的转化，起码应当包含以下两条：一是为了社会的更加公平和和谐——期待政务部门进行更理性更有条理的管理；二是社会财富的持续增值和有效率的运作——期待由一个统一的经济管理部门研究发现和打造更有持续发展生命力的市场环境，并管好那些名义上属于“全民”的资产。这将有利于我国能够有目的地向着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