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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羊教学”与“自主学习”的溯源与辨析 　　摘 要：对“放羊教学”和“自主学习”的历史演进进行了梳理，从理论基础、教学计划、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关系、教学方法等十几个方面对两者进行了对比分析，明确了“放羊教学”与“自主学习”的特征、内涵和区别。指出自主学习是众多学习模式的一种，它主要应用于知识技能学习之后的消化、理解、巩固和提高。所以，要与“接受式学习”等多种模式相结合，才能发挥它的最大作用。 　　关键词：放羊教学；自主学习；溯源；辨析 　　中图分类号：G633.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410（2015）04-0022-02 　　一、“放羊教学”与“自主学习”的溯源 　　1.“放羊教学”的由来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欧美的教育思想，特别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开始传播，它提倡天才教育、发展个性、注重兴趣，主张以儿童为中心。当“儿童中心主义”思想进入学校体育教学时，加之当时师资水平普遍较低、部分教师不负责任、场地设施匮乏等种种原因，教学主要从学生的“兴趣”和“爱好”出发，使教师退居次要地位，否定教师的主导作用，实际上等于对学生的放任自流，就形成了后来的“放羊式”教学。 　　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第二任教育部长张奚若先生，于《人民教育》上发表的“学校行政应切实加强对学校体育工作的领导”[1]一文中，首次正式出现“放羊式教学”的提法。张奚若先生指出，“我们现在有不少学校，既未按照体育锻炼标准进行锻炼，体育教学亦无任何改进，仍旧是老一套。还有一些中等学校，所谓上体育课，即是拿出一个球让学生随便玩玩，有人把这称为‘放羊式’的教学法。在体育活动中因缺少指导和保护，常发生一些伤害事故。”在文章的最后，张奚若先生再次指出，“体育教师应当积极工作，拿做好工作来争取学校领导的重视，钻研改进教学方法，注意对学生体育活动的指导和保护。至于对学生体育活动敷衍塞责以及那种‘放羊式’的教学法自然都是完全要不得的。”从张部长的言词间可以看出，当时的体育教师、体育专家和教育部的领导已经认识到“放羊式教学”的危害，以及对“放羊式教学”外在表现有了大致的认识。 　　1960年，周云卿发表在上海体育学院学报上的《如何提高中小学体育课的质量》[2]一文中指出，“有组织的上下课对中小学完成课的任务，特别是教育任务具有很大的意义。但仍有个别学校，个别教师对于这个问题重视不够，上课时没有严密的队形，下课时没有小结，不能做到有组织的上课，甚至有个别教师还有放羊式或半放羊式的教学，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应该由教师自己负责，并要求教师立即采取措施，加以克服和纠正。”从这可以看出，在向苏联学习学校体育经验的背景下，放羊式教学现象还依然存在。另外，文中对“放羊式教学”的课堂表现形式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描述，即“无组织的上下课、没有严密的队形和下课小结”。进而又指出教师应负有责任。 　　“文化大革命”后的1979年，广东省教育局体育卫生处，在《体育教学与训练》上发表了题为“以体育教学为中心，进一步做好学校体育工作”[3]的文章，文中对“放羊式教学”现象的解释是，“部分学校至今还没有按新大纲上课，教学内容随意选择，不编订教学工作计划，不认真备课写教案，‘放羊式’或‘半放羊式’教学的现象依然存在。”至此，对“放羊式”教学的认识又上升到是否有明确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和教案等教学文件层面上。 　　1987年，“放羊式”首次出现在体育学术期刊的文章题目中。傅校文在《人民教育》上以“关于放羊式的诌议”[4]为题，提出“如果把学生喻为‘羊’，那么教师当然就是‘牧羊人’了。怎样才能使羊群茁壮成长？自然要靠‘放’，而不能靠‘喂’。因为‘放’才能体现出教师的主导作用……反之，就是‘喂’，学生只能吃教师‘供给’的现成的东西，没有多少选择、咀嚼的余地，很难使学生尝到学习的乐趣。这种‘封闭式’的教育很容易导致教学上的‘注入式’和‘填鸭式’。”文中提出要为“放羊式”教学恢复名誉，但并没有说明“放羊式”教学的理论依据和具体操作方法。 　　1992年，王占春先生在“小议放羊式体育教学─复一位小学体育教师的来信”[5]一文中，从四个方面，即，“放羊式的实质；体育课是必修课程，不是课外体育活动；教师是主导和学生是主体；体育课有自己科学体系和理论基础，论证了不能给‘放羊式教学恢复名誉’”。自此，学界似乎对“放羊式”教学的争论停止了。 　　但自2002年至今，间或有研究者在提“科学放羊”的概念，笔者不赞同“科学放羊”的说法。首先，无论是“放羊”，还是“科学放羊”，都不应该看作是教学方法或教学方式，因为所谓的“科学放羊”根本就没有明确教学目标、程序和评价等要素；其次，从对“科学放羊”的界定看，是把“放羊”加上了“科学”的外衣，其实质要么含糊不清，要么是对自主学习的片面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