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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研究四问 　　欲把“马克思一恩格斯问题”研究引向深入，以达成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目的，确立“问题”研究的“主体自觉”和“方法论自觉”至为重要。为此，必须对这样的问题作出细致而深入的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还是“唯有马克思而没有恩格斯的”？“马克思一恩格斯问题”研究，以“诚”以“信”以“敬”还是“主观化”“庸俗化”？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还是“世界观”？“马克思一恩格斯问题”，“我们的”还是“马克思恩格斯的”？ 　　[关键词]“马克思一恩格斯问题”；主体自觉；中国主体；方法论自觉；科学统一论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 （2015）05-0033-07 　　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马克思一恩格斯问题”讨论状况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不仅国外的“对立论”、“差异论”渗透着研究者强烈的主体意识、特定立场和方法，而且国内的“异质性差异论”、“实质性差距论”也是与论者以什么样的立场、观点、方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相关的。这表明，所谓“马克思一恩格斯问题”乃由于时代背景、社会生活条件、解读语境、理解能力和水平的变化特别是由于解读主体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同而产生的“我们”在“理解中产生的问题”，因而是“我们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而非“马克思恩格斯本身的问题”。因此，欲把“马克思一恩格斯问题”研究引向深入，以达到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目的，确立“问题”研究的“主体自觉”和“方法论自觉”至关重要。只有坚持“我们”的立场、运用“我们”的方法、提出“我们”的问题并寻求“我们”的解决方案，才能超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既有研究框架和结论，从而使“问题”的研究真正既有助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初形态”即“马克思形态”的理解，也有助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史的研究以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本文拟通过四个相关议题的讨论，就“马克思一恩格斯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还是“唯有马克思而没有恩格斯的”？ 　　作为一个思想史问题，“马克思一恩格斯问题”不是一个分类学问题，因而不是简单地做一个分类性质的所谓“当归马克思的归马克思，当归恩格斯的归恩格斯，以便恢复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思想的本真性”之事就完结了的，首要的问题是要弄清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能不能这样做，后续的问题则是如何处理、把握、定位“马克思的”和“恩格斯的”在他们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性质、地位、作用和意义。就当前大家高度关注的“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问题来说，虽然不能说“破坏旧体系”的任务已彻底完成，但“建设新形态”的任务则更为紧迫而艰巨。如果说“没有马克思”或“唯有恩格斯”的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大家所诟病的话，那么“唯有马克思而没有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不可想象的，因而那种把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弊病从源头上追溯至恩格斯而提出所谓“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恩格斯化”等命题的做法，实际上是要恩格斯对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弊端负责。这既不符合思想史实际，也不是公允的学术态度，本质上说则是错识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对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和反思，固然可以从学术层面上进行，但这种学术的研究只有紧密联系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实际展开才是有效的，因为学术层面的批判和反思只是一种对“副本”的批判，而只有将对“副本”的批判进一步转化为对“原本”的批判即对其得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实践批判，这种批判才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否则，就是在舍本而逐末，实际上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笔者以为，就“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学术诉求来说，通过“去恩格斯化”这种“做减法”的方式追求所谓“唯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正途，而通过“做加法”的方式以求“既有马克思的也有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正道。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结晶体”、“集成物”，是血肉相连的“有机体”、“整体”。面对这样一种性质的对象，除非是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马克思的”和“恩格斯的”机械相加物，除非是出于“肢解”马克思主义完整性的目的而“去恩格斯化”，否则，研究者是根本不必要也不可能做出“当归马克思的归马克思，当归恩格斯的归恩格斯，以便恢复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思想的本真性”这种工作来的。实际上，我们在那些自称因“去恩格斯化”而已经“回到马克思”的诸多论说中所看到的，其实都是论者“理解中的马克思”或者是借助于某个流行的西方哲学家的形象描绘、勾画出来的“想象的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