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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行业自主治理初析 　　内容摘要：中国传统社会中工商业者一般以乡情地谊为纽带形成“同乡同业”的经营方式，并在此基础上自发结成商帮、商人会馆、同业公会等一类的商人社群。近代前期，商人社群主要通过内部相互扶持方式形成，近代后期，商人社群主要通过跨地缘链合方式形成。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社群的本质乃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多重关系相互重叠的封闭性圈子，这使得商人社群能够不依赖外部强制力而通过公共权威、连带责任和集体排斥等非正式治理机制实现行业自主治理。 　　关键词：行业自主治理 商人社群 跨地缘链合 公共权威 连带责任 集体排斥 　　中国传统社会商人社群的形成机理 　　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物产的地域性和市场的分割性等原因，商业活动的专业化自然也呈现出地区差异，即某一地区商人往往会垄断某一物产的生产与经营。而在跨区域的商业贸易活动中，同乡商人也更容易形成自由结合，这种商人群体多半是既同乡又同业，原为对抗土著商人和他籍商人以维护其商业利益而形成的。彭泽益将这种商人群体称之为工商行会并认为中国的工商业行会可以分为两大类，一为会馆，一为公所。前者属于同乡的集合，后者属于同业的集合，同业的未必同乡，但同乡的多半同业。同乡人之所以形成在某个行业内的集聚，进而形成“同乡同业”的经营方式，应当与商业活动中同乡人更容易通过血缘和乡情等天然纽带形成联合有关。在此基础上，徽商经营的行业呈现出地域性和家族性相对集中的现象，即一姓一族或者某个地域的人集中经营同一行业。这使得江南地区的盐、木、茶、典等行业几乎为徽州人操控。与徽商类似，晋商则通过乡缘纽带实现了对全国票号业务的垄断。而后来崛起的宁波帮，则以同样方式垄断了上海和汉口等地的钱业、航运、五金等行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之所以出现“同乡同业”，一是因为在工商业活动中有些技术和信息对外界而言是隐蔽的，但在同乡之间却难以隐蔽，借助于对信息和技术等方面的共享，同乡商人更容易以内部的抱团方式排挤外乡商人而实现对某一行业或区域市场的独占。比如说晋商票号在业务经营中会使用独创的暗语来防止票据的伪造，这门技术在学徒培训的时候会传授，但票号规定非山西籍人不得被收为学徒，从而使得只有山西人才有资格获得这种技艺去从事票号业务。二是同乡人具有共同的语言、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等，这些“地方性知识”更便于相互之间的沟通，促进了流寓外地的同乡人之间的内部认同和抱团。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工商业活动中，“同乡同业”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社会经济现象，这种经营方式和传统也是商人社群形成的社会经济基础。 　　从联结纽带看，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人社群大致分为地缘性色彩浓厚的商帮、行会、商人会馆和业缘性色彩浓厚的同业公会，这两类商人社群在形成机理上有细微区分。首先，近代之前地缘性色彩浓厚的商人社群的形成主要依赖社群内部的相互扶持。以晋商中的票号为例，票号一律从本乡中招募人员，共同的地缘纽带和严密的内部管理使得票号的总号与分号、分号与分号之间能够以“正报、附报、行市、叙事报”等方式互通信息，并采取“酬赢济虚、抽疲转快”的办法相互接济。这种灵活、严密而庞大的组织制度使票号具备了“有聚散国家金融之权，而能使之川流不息”的能力。不难看出晋商票号业务的发展壮大正是借助于社群内部的相互接济。而与晋商几乎同时崛起的徽商，则是以血缘宗法为纽带的商人社群。徽商中那些资本雄厚的大贾并不是依靠独自力量在商海中驰骋，而是“大贾辄数十万，则有副手，而助耳目者数人。其人皆铢两不私，故能以身得幸于大贾而无疑。他日计子母息，大羡，副者始分身而自为贾，故大贾非一人一手足之力也”。以晋商和徽商为代表的前近代商人社群几乎都是以地缘和血缘纽带通过内部相互扶持方式形成。 　　近代中国的商人社群则主要通过跨地缘链合方式形成，它以业缘性色彩浓厚的同业公所（会）为代表。鸦片战争后，随着国内市场的逐渐开放，尤其是国外产品涌入后新兴行业不断出现，传统的行会组织已经难以对某个行业形成垄断。尤其在人口流动和市场自由度较高的商业中心城市如上海、汉口等地，恶性的市场竞争使得行业信用问题加剧，甚至出现危机。如1870年前后，在汉口出现药业纠纷和钱业信贷危机，上海开埠后亦出现大量假冒他人商标等行业失信问题。作为应对，以业缘为纽带的同业公所（会）开始出现，它主要通过跨地缘链合方式形成。以中部最大商业城市汉口的药材行业为例，在汉口经营药材的商人主要来自四川、江西等省，这些省都有自己的行会（药帮），行业纠纷经常在不同地缘的药帮之间发生且不断升级，却又迟迟不能解决，1870年4月，汉口所有的药帮聚集于药王庙共同草拟出一份面向全行业的规则（行规），包括药材交易的容器类型、销售单元的大致重量、允许的误差比、付款时银两的成色等。虽然药材行业并没有建立包括同行业的统一的公所，但是整个药材业越来越多地采用行业规则。近代汉口药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