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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论言说主体心理动机剖析 　　摘要：文论言说主体对文学现象所关注的焦点、角度以及方法，总是与批评主体的现实存在问题密切相关。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言说主体具有不同的社会角色意识和自我身份期待。古代士人进行文论言说的心理动机主要表现为载道型、实用型、审美型等层次。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论； 言说主体； 心理动机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００4－０544（2００7）11－００7０－０3 　　 　　 　　一、 “载道型”动机 　　为什么要进行文论方面的言说？在许多情况下，言说主体多是出于济世之心，通过言诗达到对文化理想的宣传，对社会道义的承担――这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责任心的体现。在中国古代，文论的言说者绝大部分从属于士人阶层，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士几乎是不存在的。古代文论话语，作为言说者自我社会角色的构建和期待在文学空间里的延伸，必然会携带着传统士人强烈的济世情怀。 　　言说主体的“济世之心”最为鲜明的体现便是“文以载道”的观念。“文以载道”――认为文学是对哲学观念和政治理想的承载，这是儒家的工具论的文艺观，以文学为表现和鼓吹儒家政治理想和道德原则的手段、工具。“文以载道”虽然是宋代理学家提出的，但作为一种对待文学的基本态度，却是传统士人从先秦时就开始持有的。士阶层形成于春秋战国，作为处于官与民的社会对立结构之中的特殊阶层，不论境遇如何，士中的绝大多数渴望参与到政治中心之中。所以在政治斗争和社会角色的变换中，士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有限的政治空间里寻找着能最大限度容纳自身的话语空间。直接功利性的趋使，加上士人以道义担当者自居的精神内质，故而以政治、社会、伦理和道德为核心的“人文理想”成为先秦士人言说的主要内容，无关宏诣、无益于治国之道的玄说清谈在他们的话语中极为少见。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士人对于文学艺术的关注是相当有限的，先秦文论思想被笼罩在浓郁的政治意识形态氛围之中。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言说只是诸子百家阐述自家政治和学术观点的话言方式之一。文学艺术是政治教化的工具或手段，文学批评是整个文化批评的一个分支，文学思想是子学思潮的一个部分。先秦诸子对于文学的言说，亦从属于其文化蓝图的铺设，即是将文学纳入其全部文化规范设计中进行叙述。 　　孔子非常重视文或文学，在他和弟子的讨论中经常提到文和诗。在孔子看来，言语、文学，与政事、德行是并列平行的，甚至是在德行、政事上获得进取的前提条件之一。他教导自己的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要参加政事，必须熟悉典章制度，进行外交活动，更要熟练掌握语言的技巧，能准确生动地赋诗言志。另一方面，孔子通过对诗歌的言说，来引导人进行品德上的修练。《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句本身与道德修养毫无关联，但是孔子却曲解为无邪思之意。《泰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何晏《集解》引包咸注解云：“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孔子还告诫他的儿子伯鱼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一个人只有学习了诗，才会懂得修身齐家的道理，要提高道德修养，非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才行。所以，孔子关于诗或者文的言说，无不是建立在他的文化理想的基础之上，即以诗书礼乐化成天下。西周的文化遗存是儒家搭建文化乌托邦时运用的材料，故而，对于西周文化遗存的重要组成“诗”“文”，孔子采取了为我所用的态度，并不胶柱于原文原意的探求，也不忌讳曲解的方式，他着力于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发掘，以及以通达的态度进行诠释，在解诗的过程中赋予诗以新的内涵和价值。不仅是孔子，庄子、孟子、荀子，以及墨子等各家诸子，他们所进行的文学方面的言说，都不是纯粹的文学的阐释，而是紧密地与其文化理想和政治蓝图相联系。 　　先秦文化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政治文化。诸子百家对于政治、社会、伦理、道德的关注程度远远高于文学艺术，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言说只是诸子百家阐述自家政治和学术观点的话语式之一。在这一层面上，诸子言诗的内在动机，是出于对文化理想的构建和播布，在文化规范设计中讲叙文学艺术，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其根源和准绳都在于政治教化。早期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便寄生于这样的政治话语之中。这些与文艺相关的言说承载着先秦士人的治国之道及文化理想，成为中国传统文论之人文精神的最初起源，并在承续于后世士人依经立义、以文明道、以文载道等文论言说中。甚至在绝大多数士人看来：文与道不可两分，既如刘熙载《艺概》中指出的：“文与道岂判然两事乎哉？”因而，在每个文论言说者的内心之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载道的动机。 　　 　　二、 “致用型”动机 　　除了宣扬政治文化理想的心理动机外，言说者们往往又企图从文论之中获得直接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