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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学术史路径剖析
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学术史路径剖析
摘要:文章将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置于学术史观照下进行探究,提出对古典艺术文献资源的考察与梳理,在承继传统治学方法的同时,以新的学术方式阐释基于传统语义和思维模式构成的古典艺术理论,从而探寻能够厘清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学理思路,这本身就透露出对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体系建构的一种诉求。而这一学术诉求目标的转换,正是促使中国古典艺术理论成为“学术史”研究对象的可能性。因此,文章提出的观点,也是试图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深入研究寻找一条新的路径。而作为人文学科的艺术学理论,事实上是具有很强的本土性特征,明显体现出中西观念的差异,这也正是文章依据学术史梳理最能见出的观点。所以说,针对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研究,无论是其理论体系的建构,抑或是其“学术史”路径的确立,作为其基础研究的古典艺术文献及相关学理思路的整理,在学术认识上遭遇的问题困境必须得到重视,如若难有本源的、系统的理论创见,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体系,乃至中国艺术学的建立构想都是难以存在的,这是关乎文章提出的问题核心。
关键词:艺术学理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学术史”;中西观念;本土化认识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当学术史研究日渐成为显学,清理过往学术传统,并从中寻找学术新资源,乃是当今众多学术史研究的新动向。本论题依据学术史研究这一新动向,将研究视角转向正逐渐兴起的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研究的视阈范围,借助学术史研究的新视角,重新梳理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学术史”脉络。其实,这一研究视角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等研究领域中已呈现出较为成熟的态势。比如,近年来文学理论界提出的关于“中国古代文论学术史的新解释”命题,就是应和着当前学术界讨论甚多的学术本土化、学术创新性的呼吁而展开的,可以看作是这一问题意识在当下的回应,也反映出学界对学术史认知交织出的思想碰撞。同理而论,将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置于学术史观照下进行探究,重在对古典艺术文献资源的考察与梳理,并在承继传统治学方法的同时,以新的学术方式阐释基于传统语义和思维模式构成的古典艺术理论,从而探寻能够厘清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学理思路,这本身就透露出对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体系建构的一种诉求。而这一学术诉求目标的转换,正是促使中国古典艺术理论成为“学术史”研究对象的可能性。因此,本论题的提出,也是试图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深入研究寻找一条新的路径。
一
长期以来,涉及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研究话题,向来存在较大的争议。如有着西学倾向的学者认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亦如所有中国现代人文学科一样,都是西方学术观念与学术体制的产物。中国古代只有隶属于“集部”的“诗文评”子目,而如今所谓的“古代文论”或“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概念及相应的研究领域乃是西学引入所至。因此,西方学术理论被认为具有“阐释性”和“典型性”,便与“学理性”挂上了钩。相反,中国古代文论则被认为只注重“主体精神”和“意象之说”,所呈现的是“非学理性”。于是,当下在探讨艺术学理论研究话题时,具有西学倾向的学者对于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学理认识多有疏远。如此一来,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元典话语”就被西方学术理论所遮蔽,像“体认”、“涵咏”、“自得”等具有中国古代文论强烈理性色彩的概念自然也被忽视。而在考察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学术史”时,便被错觉为难有显在规律可考。至此,由这种错觉被误导为缺乏“真理”的认识,便在涉及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研究话题的争议中占了上风。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有研究者指出,早在四百年前,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培根就已意识到西方学界缺乏能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history of scholarship)。直到20世纪初叶,美国历史学家鲁滨逊(J.H.Robinson)在撰写《新史学》(The New History)时,也发现培根所期盼的学术思想史在西方仍未真正形成气候。在此后的近百年中,学术史在西方学界仍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1]。 熟悉这一历史背景的学者或许知道,就在培根言谈不久,我国明末清初的一位思想家、历史学家黄宗羲,却完成了被西方学界称之为中国式的学术史代表作――《明儒学案》。黄宗羲的学术史理路,可谓上承明代学者王守仁、刘宗周,下启清初史家万斯大、万斯同,为清代浙东史学开山之祖。这部非常重要的学术史专著,其写作意图在于经世致用,系统总结了有明一代学术发展的状况。且此书思想价值极高,对清代与近代学术发展产生有重大的影响,难怪该书后来被我国近代思想家、史学家梁启超推崇为是“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当然,从我国学术史发展脉络来看,梁启超的见识仍存有偏颇。事实上,从《庄子?天下》到《荀子?非十二子》,可以说早在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就已开始关注起不同学术思想派别及其渊源的流变①。 以后,关于学术派别的衍变在各代文献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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