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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浅述屈原修能精神 　　摘 要：屈原的精神已经成为华夏文明的内核，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标杆。历朝历代都有学者试图对屈原的精神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探讨，但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着眼于封建社会狭隘的爱国主义，或侧重在儒家传统的忠君思想，或是个人强烈的忧患意识。本文主要以清代学者蒋骥的作品——《山带阁注楚辞》为基石，来阐明屈原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提到的“修能”精神。 　　关键词：山带阁注楚辞；“修能”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7-0001-02 　　根据笔者统计，《四库全书》收录楚辞类书目共计26种，144卷（有2部无卷数）。其中著录6部65卷、存目17部75卷（有1部无卷数）、经部小学类1部3卷、子部类书类1部（无卷数）。 　　《四库全书》种收录关于《楚辞》的作品有汉代1种，宋代5种，明代7种，清代13种。而汉宋《楚辞》注本几无遗漏，明代楚辞注本今存的30多种中仅收录了7种，清代截止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修撰完成之时，也仅仅只收录了13种。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对楚辞类的作品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和归纳。《四库全书》在修撰的过程中多采取“厚古薄今”的治学态度，因此，对宋及以前的楚辞学著作大多器重有加，对宋以后的楚辞类作品往往采摭严格，删汰较多。《山带阁注楚辞》作为唯一一部清代被全部录入《四库全书》享有和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这样的待遇，也足以证明其学术价值和成就。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楚辞类对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这样评价“所注即据事迹之年月，道里之远近，以定所作之时地。虽穿凿附会，所不能无，而征实之谈，终胜悬断。《余论》二卷，驳正注释之得失，考证典故之同异。其间诋诃旧说，颇涉轻薄。如以少司命为月下老人之类，亦几同戏剧，皆乖著书之体。而汰其冗芜，简其精要，亦自瑕不掩瑜。”四库馆臣对其著作既给予充分的肯定，同时，也对不足之处直言不讳，提出批评，认为所注难免会有穿凿附会之处，但大体上还是能够征于事实，虽不乏轻薄之词，却能够做到删汰冗芜，做到简洁精要，总体而言仍是“瑕不掩瑜”。可以说，四库馆臣对其给予辩证的评价堪称为公允之词。 　　一、要了解屈原必以了解屈原的作品为先，要熟知屈原的作品必先掌握作品的主旨。蒋骥首先阐发了为《楚辞》作注的主旨，“盖《离骚》二十五篇所以发明己意垂示后人者，至深切矣。而或眩于章法之幻变，则无以知本旨之所存；昧于字意之深隐，则无以知意理之所在。不能研索融汇于文之中，旁搜博览于文之外，则亦无以知其时地移变易与命意措词次第条理之所以然。”[1]P4 蒋骥先生为之作注的目的就在于使深奥晦涩的文章变得通俗易懂，昭然于心。即其所说“因注以知其文，因文以得其人。” 　　“初失位，志在洁身，作《惜诵》，已而决计为彭咸，作《离骚》”。[2] P32这是蒋骥对屈原为何创作《惜诵》《离骚》原因的初探。《离骚》开篇介绍自己的身世时就说到“纷吾既有此内美，又重之以修能”，关于“修能”，蒋骥解释为“修治之能，内美天工，修能人力。”[3]P34近代学者蒋天枢解释为“有任重致远之才”。[4]P7其实不论谁的解释，实质都是提升自身修养和培养治世之能力。这也是屈原在他的作品中所明确表达出的政治理想。即通过个人内在品质修养的养成来辅弼君主“亲贤臣，远小人”以达到振兴家绑，人民富庶的目的。 　　在《山带阁注楚辞·离骚篇》结尾处，作者论道“首尾二千四百九十言，大要以好修为根柢，以从彭咸为归宿，盖宁死而不改其修，宁忍其修之无所用而不爱其死。皦皦之节，可使顽夫廉，拳拳之忠，可使薄夫敦。信哉百世之师矣。”[5]P49这也就阐述了作者在《楚辞》作注时依然对屈原志节行廉、忧国忧民的“修能”之精神品质格外关注。 　　又《余论·离骚》里对“修”也进行了详细的阐释，“篇中曰好修，曰修能，曰修名，曰前修，曰修初服，曰信修。修字凡十一见，首尾照应，眉目了然，绝非牵附之见。盖好修者其学也，为彭咸者其忠也，不知好修者，故不能为彭咸。”[6]P183在注本中的其他内容中也常能见到作者关于“修能”的阐述。可见，蒋骥在作注《楚辞》时，对“修能”的重视程度。我个人将这种“修能”的精神简单的理解为“修身与治国”。 　　蒋骥对屈原的这种“修能”精神也是非常的赞赏。《山带阁注楚辞·涉江》“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蒋骥称许道“首序已志行高洁，远追圣地，足以光四表而垂万世。”确实如此，屈原将自己的操守比作是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辉，也可见屈原对自己“修能”的重视。在《涉江》中表达了宁愿愁苦至死也不变心从俗的“修能”的初衷。 　　而这种“修能”的精神，在屈原的作品中又通过外在和内在两个层面来体现。这两个层面就好比是内容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