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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意图性分析故乡英译 　　 摘 要：意图性是原作者隐藏在作品中的目的，鲁迅的《故乡》中，人物形象的刻画和世事变迁的描写均存在前后时空的纵向对比与空间上的横向呼应。不难看出原作者通过这种整体上的相互联系深刻表达了世事的剧烈变迁、精神失落的主题。而这种意图性主要在语篇中通过具体的形象刻画、动词选择和人称称呼等表达出来。从语篇翻译中的意图性评价标准来看，杨宪益的《故乡》英译本，基本忠实、顺畅地传达了鲁迅在小说中所要传达的包含文化内涵与文学意义在内的语篇意图性。 　　 一、语篇翻译中的意图性 　　 在以往的语言研究中，句子作为其最高层次的研究单位，这已经成为了语言研究的局限，而语篇语言学则突破了这一障碍，它是一种动态的研究，且针对实际运用中的语言组织特征和使用特征[1]。语篇翻译所研究的单位不同于以往的翻译单位，翻译中的孤立的遣词造句对于科技文体或广告等只言片语也可成意的体裁来说，或许还可有所作为，但是对于富有文化内涵的小说或散文而言，字词句翻译的片面研究已经不能使读者从整体上把握全文的内涵，感知到文章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语篇翻译研究的单位是整篇文章，这使得人物形象或者某一意象的刻画显得更加丰富和饱满，具有立体感和时代感。意图性、可接受性、信息度、形式连接、意义连贯、章际性及场合性是de Brande和Dressler于1981年在《语篇语言学导论》中提出的建构篇章的7个原则[2]。其中，意图性原则是所有7个原则中的中心与重点，其余6个原则都是围绕意图性而来，并为之服务。意图性担任着构筑篇章的关键，即指语篇的源语作者在作品中使用具有连贯性的话语或者文字，并以此达到作者本身所追求的目的。而只有当读者或者听众领会了作者的意图时，交流目的才算达到。同理，对于译者而言，其翻译的作品必须使目的语读者能够从译作中得到与源语读者相同的体验或者感受，才能达到完全体现源语作者的意图性，也就是达到“动态对等”[3]。文学作品不同于说理性或技术性文体，翻译时只要逻辑通顺，所言合理，语言为常人所能理解接受，其原作者所想传达的意义或者说传授的知识可以得到充分的表达，文学作品中，作者通过语言文字、修辞手法刻画饱满的人物形象、跌宕的故事情节，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文学主旨，使读者了解自己的意图，双方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文章才能实现其沟通的作用。也可以说，小说等文学作品中，原作者的意图性是文章的灵魂和精华所在。文学作品的翻译，更重要的是能顺畅传达原作者的意图性。 　　 二、鲁迅的《故乡》及其杨宪益英译本 　　 鲁迅是20世纪中国的主要作家，是中国现代小说、白话小说和近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鲁迅的短篇小说中，最为人所熟知且对后世具有强大影响力及感染力的非《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莫属， 但是，《故乡》就如同作者的《在酒楼上》《孤独者》等一样，其风格和韵味都是“最富有鲁迅气氛”的[4]。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的通力合作使得很多经典作品的英译本流传于世，成为后人研究翻译和学习翻译的对象和范本。因为杨、戴的译文谨遵忠实性原则，并且在语言翻译和句法再造方面都尽量做到了与原文的对应，这使得他们的译作在国内外都广泛流传，成为世人争相阅读的鲁迅小说英译版本的权威典范。杨、戴夫妇的《呐喊》和《彷徨》的英译本由外文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至此，他们共翻译了鲁迅33篇小说[5]。《故乡》出自短篇小说集《呐喊》，杨、戴的英译本经过岁月锤炼，不断改进，现已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资料。时代的发展进步，学问的不断精进，也使得杨、戴译本与时俱进，不断完善。也正是他们精益求精的问学精神，鲁迅小说的翻译才达到了鼎盛时期。 　　 三、《故乡》的杨、戴英译本分析 　　 在《故乡》中，作者以悲凉的笔调描写了故乡的落寞萧索和故乡人的辛苦与不幸，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记忆里的故乡和少年时的故乡人。时空的前后呼应和强烈比较，突出了现实和光阴的残酷与无奈。小说主题的形象表达更多的是通过这种人物经历岁月的洗礼和悲惨生活的磨砺后的现状与年少记忆里只有欢声笑语与鲜明色彩的宛如海市蜃楼般飘渺的印象两者的激烈冲突和呼应来实现的。“我”在外面漂泊20年，依然在为生活辗转，却失去了曾经的精神家园。这篇《故乡》是为了寻梦，那“时时记得的故乡”不过是心象世界里的幻影[6]，只因世事沧海桑田。小说从整体上而言，前后呼应和对比是最明显的手法。语用学翻译理论中指出，源语作者在叙述语言中所隐含的意图与作品中人物对话中的潜在意图，全都必须在译文中有所体现，不能随意更改或者取消，也不能随便添加任何语用隐含，又或者将源语中的明显示义改变为语用隐含[7]。翻译中，不仅仅要传达的是小说所叙述的故事，更多的是将这种时空的呼应和对比所展现出来的阶段性和层次感的人物形象和意象表达充分展现，这体现在翻译中的字词的选择与把握上。假如目的语语篇能够保留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