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家民族思想的研究.docVIP

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家民族思想的研究 　　摘要: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家民族思想是广博多元的。《徙戎论》尖锐地指出民族矛盾将是导致中国政权更迭的根本原因。王通打破了儒家以种族论正统的传统,转以王道与民心所向作为正统的标准,而不分种族出身。唐儒则把儒家民族思想引向文化层面的儒佛之争,最终逐步消解了华夏文化中心论。这些思想在儒学史上都具有首创意义,并在今后思想发展申起着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家;民族;夷夏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0)04-0108-03 　　 　　魏晋南北朝隋唐虽是儒家文化处于低谷衰落的一个时期,但不代表具体在民族思想方面也毫无建树。相反,这一时期由于是我国各民族大迁徙和融合的时期,且经常处于群雄割据、汉族与少数民族所建政权鼎立并存的状态,因此,注定了儒家民族思想在这一时期有着巨大的飞跃与提升,值得我们认真的反思与研究。 　　 　　一、江统及其《徙戎论》 　　 　　江统,字应元,西晋末年人,是当时儒家的代表人物。时,匈奴、鲜卑、氐、羌等族不断内迁,并在归附的名义下,大批进入中原,与当地汉族杂居。由于文化习俗及民族利益诉求的差异,人居内地的少数民族时常与汉族政权发生冲突,如:公元294年,匈奴人郝散起兵攻上党:公元296年夏,其弟郝度元又起兵反晋;同年八月,氐族首领齐万年又率领氐、羌人民,进围泾阳,并威慑关中。为防患计,江统作《徙戎论》上奏给皇帝,要求将人居中原的少数民族迂回他们原来居住地。不使华夷混居。他的理由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 　　1、“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历史传统。由于长期处于生产力发展的较高水平,华夏族一直居住在中原这块沃土上,少数民族则居住在周边偏远的地方,因此,很自然地就形成了华夏居中,戎、狄、蛮、夷居边的“五方格局”。这种居住格局至少确立于西周时期,甚至早在夏朝就已成型。根据这种历史传统,江统说:“夫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自古以来,戎、狄、蛮、夷就居住在与“中国壤断土隔”的偏远地区,互不侵犯,所以,古代有道的天子只会防备“四夷”,而不会让他们进入中原与华夏混居。 　　2、夷狄与华夏的文化差异。伴随着居住地域不同而来的就是民族风俗习惯及其文化的差异,这是民族身份识别的根基。如江统说:“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从不同的语言、货币、风俗制度就可以判断出华夏与夷狄完全是不同的族类。,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民族差别在其来看完全代表着民族品格的差距。他认为:夷狄生性“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华夏族则为礼仪之邦、衣冠之乡,有着高贵的仁义道德品质。因此。华夏与夷狄不应同处,如同君子与小人不可以混淆一样。 　　3、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国家。所以历史上的中原王朝兴衰总与民族冲突相为表里,夷狄进驻中原往往就是典型的标志。对此,江统了解得非常清晰。他说:“申缯之祸,颠覆宗周。襄公要秦,遽兴姜戎。当春秋时,义渠、大荔居秦晋之域,陆浑、阴戎处伊洛之间,酆瞒之属害及济东,侵入齐宋,陵虐邢卫,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在历史上,西周灭亡于犬戎的入侵,秦因惨败于姜戎而失去中原霸主的地位,齐、宋、邢、卫又曾因长期饱受陆浑、阴戎等夷狄的侵犯之苦而岌岌可危,所以,如果让夷狄全部进驻中原,那么华夏诸国的灭亡就指日可待了。但遗憾的是,后代的中原君主并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往往因一时之利主动允许夷狄入居中原,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中国自汉至魏晋战乱迭起的原因。因此,为了避免历史再次重演,江统要求把人居中原的夷狄迁会原居地。 　　在江统上奏《徙戎论》后。“未及十年,而夷狄乱华,时服其深识”。这说明江统的民族思想虽有偏颇保守之处,但也不乏真知灼见。至少他已经看到了,自西周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国家。此后。由于民族的迁移,中央朝廷的屯田、戍边等政策,逐渐形成了中国境内各民族杂居的分布状态。这既有利了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增加了引爆民族矛盾的几率。如何在这种复杂的民族关系中趋利避害,确实是一个让人难解的问题。 　　 　　二、“夷狄之德,黎民怀之” 　　 　　西晋灭亡后,中国就进入了五胡十六国与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建立自己的政权。为更好地融人华夏、适应中原的生产、生活方式,他们纷纷利用儒家文化改造自己原有的文化。于是,儒家文化不再仅仅是华夏的儒家文化,也是其他少数民族的儒家文化。这种情势必然推动儒家在民族思想方面逐步走向开明包容,直至提出“夷狄之德,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