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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监督视野下两法衔接机制之完美路径 　　摘 要：“两法衔接”作为常态化的工作机制，检察机关在工作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侦查监督的实际出发，探索构建一个制度化、规范化的“两法衔接”机制，充分有效发挥检察监督权，树立正确的执法理念，改变监督方式，切实解决有案不移、难移，以罚代刑问题，保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 　　关键词：检察机关；两法衔接；职能作用；完善路径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4-0102-02 　　完善“两法衔接”机制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重要要求，自2001年以来，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为保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支撑，各行政机关与检察机关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有效打击违法犯罪形成衔接合力，但是，立法上对两法衔接的规定只限于抽象性、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具体的对标准和程序的细化规定，实务操作性力度缺失，刚性不足，实践中，有罪难移，以罚代刑，各机关配合不协调，检察机关监督乏力的问题严重制约了现有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为此，为形成对违法犯罪的打击合力，保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无缝衔接，检察机关立足检察职能探索完善两法衔接的有效路径，实现依法行政，公正执法。 　　一、“两法衔接”机制中检察监督的现实困境 　　“两法衔接”机制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保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合力衔接的作用，但是，深刻剖析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案件，“两法衔接”机制面临着很多具体的现实问题，部分行政机关在处理案件时，对于必须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仍存在积极性不强、部门之间配合不主动的问题，衔接机制不健全成为制约“两法衔接”工作中检察监督的瓶颈。 　　一是立法上，现有规范性文件实务操作性力度缺失，刚性不足。在立法上，《行政处罚法》第7条、第22条、第28条、第61条为两法衔接提供了关键性的法律支撑，国务院以及两高也相应地出台了规定，我国《刑法》第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于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刑事诉讼法》第52条对行政机关收集的有关当事人刑事犯罪的诉讼证据的移交予以明确规定。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领域，两法衔接有着重要的根基。部分地方也出台了相应的两法衔接的文件，在一定意义上建立了两法衔接的工作机制。比较典型的案例是被公安机关立案处理后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的处理，程序上如何不放纵对违法行为的追究，在公安机关处理的行政案件中，应当立案予以刑事追究的案件的处理。立法上对两法衔接的规定只限于抽象性、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具体的对标准和程序细化的规定。 　　在实践中，由于行政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在证据的收集上、证据标准的认定上，以及人员的专业素养上存在差异，导致衔接工作存在现实困境。从现有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来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并没有完全对接，目前，我国缺乏专门的行政程序立法，而现有的规范性文件实务操作性力度缺失，法律位阶低。在法律监督视角下，法律虽然赋予了监督公安机关立案的职责和程序，但并未对诸如工商、环保等行政机关移送涉嫌刑事犯罪案件规定相应的监督权，在案件的具体处理上有待进一步明确。此外，从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能作用发挥上，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刚性不足，在发出检察建议书、监督刑事立案案件审查意见书、纠正违法通知书的同时，缺乏强制性的监督手段予以保障监督方式实施，导致有案难移、以罚代刑现象得不到有效解决。 　　二是缺乏领导，两法衔接工作合力不足，缺乏规范性、统一性。如何实现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无缝对接，是摆在司法工作人员面前的实际问题，在处理具体的案件时，领导缺位，致使该项工作缺乏统筹协调，缺乏统一性、规范性。行政机关、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处理具体的涉及两法衔接案件时，对于是否需要移送，如何移送都是依据法律规定自行主导，没有统一的主导机关，在信息交流与共享上，难免出现交流不畅，沟通不协调。没有责任追究机制，没有考核考评奖励与惩戒机制，致使各个机关没有责任约束，怠于移送案件，两法衔接工作效率降低。加之缺乏专业的指导，部分执法部门在证据标准的判断上，对两法衔接的法律知识的掌握上存在瑕疵，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对法律规范的理解不同，客观上致使有些案件不移送、难移送，出现以罚代刑现象。 　　统一领导，是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合力衔接的保障。检察机关在“两法衔接”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推动“两法衔接”形成合力中检察监督权具有制度约束力，防止执法缺位，对行政权力的行使监督要偏重于追惩性的事后监督转向权力行使前的预防监督和权力行使中的控制监督[1]。但是，现有的衔接机制下，并未确立检察机关的主??权，在两法衔接工作中，检察机关应当充当主导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