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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外部治理结构制衡权力探究 　　一、引言 　　公司治理结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地讲， 公司治理结构是指公司内部的分权制衡机制，具体表现为股东、董事会、经营层之间的功能、结构、权利安排与权利制衡；从广义上讲，公司治理结构是指公司利益的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与外部利益的相互制衡。因外部治理涉及社会、法律、市场、体制等诸多方面，其法律体系、市场机制、中介服务市场等更需要协调规范。由此可见，外部治理通常比内部治理难度更大、涉及面更广。 　　现代公司由于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公司监督行为的外部化，不可避免地导致公司“内部人控制”的现象，损害股东的利益（方凤花，2006）；综观英美两国以外的公司所有权结构，不难发现“一股独大”并不是我国独有的情况。“一股独大”容易让“公司控制权交易市场”的治理机制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张宜晖、廖永威，2009）。 　　公司外部治理依据公司外部的产品市场、资本市场、经理人才市场为媒介，通过产品价格竞争、公司控制权竞争、经理人才竞争等方式对公司产生的激励约束作用（李海燕、陈锦，2007），实施对公司的外部监督，防止企业管理者在执行公司职务时滥用其权利，借助外部的力量制衡公司内部权力，形成新的有约束力的权力体系。 　　二、公司外部治理结构制衡股份公司融资 　　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偏好显著地不同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按照“啄食顺序”理论，企业在融资时总是先求助于内源融资，其次是债务融资，最后是股票融资，发达国家的内源融资比例超出总的资金需求一半以上，其次是金融机构贷款，最后才是股权融资。我国正好与此相反，企业依靠内源融资的比重非常小，股权融资占了公司筹资金额的60%以上。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不能在二级市场流通，而场外转让又是以净资产为基础，因此上市公司就通过股权融资――再融资，这样一个渠道使公司净资产不断增长，以便获取更好的转让价格利益或其他利益。 　　在我国上市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情况下，由于“圈钱”动机而进行权益融资，上市公司重筹资轻使用，最终的结果是不少上市公司存在因公司治理产生的“过度股权融资”和“财务保守行为”；“增发”“配股”等制度的曲解而导致上市公司做出有利于控股股东和内部人的单向选择行为（肖作平，2007）。 　　为了减少上述行为的发生，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发行可转换债券、配股、发行H股等至少应有50%以上流通股东的同意方可实行，这样可以有效遏制上市公司圈钱行为；强化中介组织（如会计师、律师事务所）的公正性，新股发行和增发条件、价格定位的合理性不仅要从理论上探讨，也要考虑市场投资者的反应；董事会要有流通股东代表，独立董事要切实负责，加强舆论监督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实现资本市场对经营者的激励约束作用，让经营者主动改变企业的融资结构，提高经营业绩。把市场建设成一个独立的、具有自身价值平衡规律的客观市场。 　　债务和合同也对企业经营者有一种“硬约束”。首先企业经营者必须按期向债权人缴纳债务的本息，否则将会受到惩罚。企业不能履行债务合同会导致企业进入破产程序，这种潜在的威胁会促使企业经营者更加努力，以降低企业走向破产的概率。其次，与股权相比，债权表现了剩余索取权的分配方式，使企业经营者面临更大压力，因而债务对企业经营者更有激励作用。再次，与报酬激励机制相比，债务以及与之关联的破产机制，可以迫使经营者以各种方式放弃控制权（章寿荣、王蕾，2007）。最后，企业资本结构中债权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约束企业股东的作用，使企业股东更加关注企业的经营状况。 　　当公司的经营恶化，债权人的收益无法得到保障时，控制权就转移给了债权人，因为这时的债权人成为实际的剩余索取者，债权人将会采取的法律机制是清算和破产重组，以此来保护自己的最大利益（吴海云、王琳，2007）。 　　三、公司外部治理结构制衡股份公司投资 　　上市公司获准上市，股票发起人通过转嫁风险获取暴利。上市公司发行股票时，股票发起人利用有利地位，通过对信息披露的控制在二级市场上获利，有意识地制造两个风险与收益完全不对称的市场投资主体，把投资风险完全转嫁给公众股票投资人。如中国平安，股票发行时发起股净资产5.55元/股，公众股申购价格33.8元/股，两者相差6.09倍。上市首日收市价46.79元/股，是发起股净资产的8.43倍。发起股投资人上市首日出售11.86%的股票即可收回全部投资，剩余的88.14%股票是净赚的股票。至此，发起股投资人净赚的股票所获得的高收益，全部转化成公众股投资人的投资风险。 　　由于公司治理结构失衡，公司内部管控失效，领导权力滥用，业务运作纷繁紊乱、内幕交易违规蔓延。表现为在“一元制”的公司结构里，高级管理人员由执行董事兼任，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公司治理易出现内部人控制问题。如2009年暴露的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