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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家庭择偶剖析 　　[摘要]唐代家庭择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择偶决定权和择偶标准的变化上。个体的发展是促使择偶行为变化的根本原因。唐代开放的国势及各种社会思潮的涌现，为个体在国家和社会中角色行为权利的选择提供了支撑物，促使个体择偶行为的变化。在唐代除传统的择偶现象外，还出现了再次择偶和自主择偶情形。 　　[关键词]唐代；家庭；择偶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0)06－0145－02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个体从属于集体，个体作为家庭的一分子绝对要服从于家庭的权威。婚姻作为家庭的一个重要内容，对家庭往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是两个家庭扩大势力的有效手段，它影响着家庭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所以，是否缔结婚姻首先是由家长决定，在家庭择偶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家庭的利益，个人的感情和需求都要服从于家庭的利益，不容许个人感情的存在。在唐代，这种现象依然存在。但因唐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转型期，开放而竞争的社会发展形势以及个体逐渐摆脱依附状态而获得的精神解放成为唐代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现象。家庭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择偶方面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出现了再次择偶与自主择偶现象。 　　 　　一、择偶决定权与择偶标准 　　 　　传统的父母决定型的婚姻持续存在于整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家庭是一个十分具有约束力的地方，唐代的家庭择偶依然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唐律?户婚律》明确规定：“为婚之法，必有行媒”，指明媒妁之言在家庭择偶方面的重要性。关于父母之命，唐代法律规定：“诸幼卑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幼卑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肯定了家长在家庭择偶中的决定作用，即便个体有自主择偶权，也要得到父母的承认，才算合法。唐代法律以礼、法紧密结合，巩固了家长的权威，加强了唐代法律对家庭择偶观的影响。 　　由父母决定的择偶类型比较重视家庭利益和物质因素，这种择偶现象在唐代社会上层表现得较为明显。唐中叶以前，新兴士人仍看好旧族大姓，就连皇族也是。当择偶之际，必先寻求家族宗谱访查门第高下。如唐太宗令修《氏族制》以官爵分等级高下，皇子公主都是在勋臣显贵中择偶，公卿大臣都是在同等官僚及新科进士中择婿。唐太宗时，大臣魏征、房玄龄等都争相向山东士族攀婚，他们借子女婚事扩大或巩固其政治权力。有的门阀士族不但讲究门当户对，以维护其名门望族，也较看重财富。原来的山东旧族，自矜门第，婚姻多重资财。《贞观政要》中记载了唐太宗对宰相房玄龄的一席话：“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凌迟，犹恃其田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如此一来造成奢侈婚俗的蔓延。如李郢居杭州，“闻邻女有容，求娶之。遇有争娶者，女家无以为辞，乃曰：备钱百万，先至者许之。”很显然，把聘财的多少作为择偶的主要标准。财富、地位都是牵动家庭及家族的大事，他们把名、权、利结合起来，完全是出于家庭和家族利益的考虑，个人感情被忽略。这种情况到唐代中晚期略有些改变，一些新兴士人更看重的是郎才女貌，对方的美德和双方的感情也是他们考虑的因素之一，很少仅仅考虑经济因素及社会地位。 　　当然在唐代社会上层中也存在自主择偶的现象。一些开明的贵族有时也尊重子女自己的选择，主张让子女自主择偶，尤其是在初唐和盛唐时期，社会上层中父母干涉子女婚姻现象较少。如唐玄宗时，李林甫就主张让女儿自主择偶。据《开元天宝遗事》卷上“选婿窗”记载：李林甫“有女六人，各有姿色，雨露之家，求之不允”。李林甫在客厅的墙壁上凿开一个横窗，缦以绛纱。常使六女戏于窗下，每有贵族子弟入谒，李林甫即使女于窗下，自选可意者。反映了唐代官僚阶层子女自主择偶的情况。但应看到，其择偶标准仍是贵族子弟，对方的社会地位及财富仍然是他们择偶的标准，所以唐代社会上层所谓的择偶自主权也是建立在父母的许可之上的，其择偶行为远没有脱离家长的权威。当然，必须承认这种类型的择偶中，许多父母在为儿女择偶时，也确实是出于对子女的爱护，他们之所以看重对方的社会地位、经济财富等现实条件，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是儿女幸福的保障，所以他们很少重视子女的爱情。 　　在唐代还有一种特殊的择偶现象。妇女再嫁、离婚促使女子再次择偶现象的产生。唐代是女性意识复苏时期，女性的许多权利都得到充分重视，其中允许妇女再嫁、离婚即是女性社会地位及权利有所提高的表现。唐代初期及盛唐时期，妇女再嫁现象十分普遍。唐太宗公开提倡寡妇再嫁的政策。据吕思勉先生统计，从唐高祖到唐肃宗，出嫁的公主有84人，出嫁两次以上者有27人，占总数的32％。对于离婚，唐代法律也予以保护，尤其对婚后感情不和者。《唐律疏议?户婚》明确规定：“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不相安谐”即夫妻感情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