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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居民社会距离实证剖析 　　摘要：依据实际调查数据，分别从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两个群体的视角分析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双方产生的社会距离，指出社会制度、社会经济地位、空间隔离、社会网络是两个群体产生不对称社会距离的主要因素；阐述了当前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制度导致的各种客观因素对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产生社会距离的具体影响，提出减小双方社会距离，促进社会融合的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社会距离；失地农民；城市居民；社会融合 　　中图分类号：C912.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3-0051-06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由于土地被征用导致了大量的农耕者成为失地农民。失地农民由于各种原因很难适应新的城市生活，从而使他们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产生了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 　　社会距离是理解城市化不同群体社会融合的重要指标。在社会学领域，塔德首先提出社会距离的概念[1]，齐美尔进一步提出社会距离就是人与人之间“内在的屏障”[2]。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代表学者帕克将社会距离定义为存在于集团与个人之间的亲近程度，并指出感觉上的距离可以像智力一样得到测量[3]。美国社会学家博格达斯认为社会中的问题大多数都是由社会距离引起的，经过实证研究于1925年设计出了“博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用于测量美国人对其他民族的态度[4]；随后Lee等人也从小族群的感受出发，设计出反转社会距离量表。通过社会距离的测量可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种种误解，较为完善地测量两大群体间的社会距离[5]。博格达斯的社会距离量表和Lee的反转社会距离量表为本文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测量提供了可以参考的测量工具。 　　我国最早进行社会距离研究的是民族学家吴泽霖教授。他使用博格达斯的社会距离量表研究了美国人对待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解释了经济社会地位在社会距离中的决定性作用[6]。张海辉对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社会距离进行了双向度的测量和分析， 结果显示两者社会距离存在不对称。张海辉的研究弥补了以往社会距离研究中过于偏重大族群、主流群体角度的不足， 试图从双向度的角度对社会距离进行考察[7]。卢国显率先对国内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进行了研究，认为制度导致两大群体的社会差异[5]。郭星华、储卉娟等学者都是从农民工的视角对社会距离进行了较深层次的研究，但是其在实证测量方面缺乏严谨科学的量表[8]。李强教授认为，农民工与市民的冲突产生的原因有体制与制度的原因，也有历史和文化的原因[9]。史斌在李强教授对农民工与市民关系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经济地位、社会网络、居住空间和社会文化会显著影响农民工的社会距离[10]，但仍然是从单一社会群体的视角进行社会距离的测量。李强和史斌对农民工与市民社会冲突和距离产生的体制与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原因对本文失地农民与市民社会距离产生的主客观因素和结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国内对社会距离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研究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社会融合提供了重要的视角。本文基于小城市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社会距离与社会融合的调查和研究，有助于拓宽对于中国社会城市化发展问题的认识。因此，本研究利用博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对社会距离进行实证研究，分别从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两个群体的视角分析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双方产生的社会距离，期望能进一步揭示中小城市城市化的有效路径。 　　二、方法与样本 　　（一）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概况 　　本研究设计两套调查问卷，一套是针对失地农民，另一套针对是城市居民。 　　1.失地农民调查问卷以陕西省杨凌区徐西湾村失地农民家庭为单位，采用随机抽样对他们进行走访调查。徐西湾村位于杨凌中南部，全村有751户，共计3 223人，近一半人离村在外打工。政府从2007年开始对其征地用于示范区城市建设，到2015年徐西湾村完全失去土地，成为了典型的城中村，整个村庄集体转变为城市社区。本次调查研究主要基于2015年7月在杨凌区徐西湾村的入户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得到村民以户为单位有效样本165个，其中采访男性户主84人（50.91%），女性户主81人（49.09%）。失地前85.45%的村民以务农为主，失地后50.03%的村民以打工为职业；失地前（2007年）人均月收入700元，失地后至今家庭人均月收入1 350元。 　　2.城市居民调查问卷以杨凌区城市居民为对象，有选择性地按照职业地位、个人收入、学历、企事业单位人数的一定比例进行分层抽样，再进行简单随机抽样选取。抽样调查的165个城市居民样本，其中男性占81人（49.09%），女性占84人（50.91%），年龄以30～50岁者居多，学历以本科和专科比例较大。职业分布如下：政府官员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