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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群体创业就业政策性金融支持一个文献总结 　　【摘要】以担保基金为桥梁，政策性金融运用小额担保贷款模式搭建商业银行和弱势群体的融资平台，对被劳动力市场边缘化的弱势群体的创业、就业活动提供金融支持，本文对该政策的制度、运行模式、风险及其绩效等进行回顾与综述。 　　【关键词】弱势群体 创业就业 政策性金融支持 小额担保贷款政策 　　一、弱势群体创业就业政策性金融支持的理论基础 　　（一）弱势群体在劳动力市场被边缘化，主要从事自我就业性的经济活动 　　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普通就业者是参与劳动市场竞争的主体。而那些因年龄、性别、种族、民族、地区、国家、身份、身体健康和文化因素而处于社会劣势地位的社会成员及其就业问题则被边缘化（P.Brown R.Scase，1994）；激励这些群体从事创业或自我就业的经济活动是政府缓解贫困和社会不平等问题的重要举措。 　　（二）弱势群体在自我就业或创业过程中面临金融排斥的境地 　　由于弱势群体的借贷具有数额小、?L险大、无法提供担保、贷款使用监测困难、收贷难、管理和交易费用高等问题（Von Pischke，1991），相对于一般企业，初创企业面临更多的资金约束 （Lel and Gregory，2002），穷人和弱势群体的自我就业、创业引致的贷款需求难以获取主流金融市场的金融服务，这将导致创业者无法创立企业，或者不能按照最优的融资结构来开创和运营企业 （Evans and Jovanovic，1997）。 　　（三）普惠金融理念下，多路径探索提高弱势群体的信贷可获得性 　　2005年联合国提出“普惠金融”理念并积极倡导致力于为没有充分享受金融服务的人们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吴红军等，2015），这意味着过去被排斥的微型金融客户群（Microfiance clientele），在此后金融市场的层次和产品设计中将受到不断地重视，使他们同样能够享受普惠金融体系提供的金融服务。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公益性小额贷款可以改变穷人在金融市场中的不利地位，增大穷人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填补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信贷盲区，让更多的弱势群体享受到金融服务，将有助于增加穷人的生产性资产、提高生产率和实现可持续生计，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弱势群体和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困境（孙若梅，2006；鲁雪岩，2010；乔海滨，2010，范应胜，2010），但财务可持续性遭遇挑战。另一方面，商业性“小额信贷的覆盖深度并不理想，为‘三农’服务的目标并没有深入到贫困农户以及微小企业”（程恩江，Ahmed A D，2008）；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发放中的目标偏移问题比较普遍，突出表现为贷款额度趋大化（杜晓山，2010）；在实证方面，何建伟（2012）利用西部小额贷款公司调研数据，验证了小额信贷商业化中的目标偏移问题以及小额信贷机构目标定位的影响。 　　担保基金可以帮助小企业更容易地利用银行融资。它们可以为不愿承担风险的贷款人和小型客户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国际劳工局，2002）。我国政府以担保基金为桥梁，从解决弱势群体难以提供担保和抵押的问题为突破口，运用小额担保贷款的政策性金融模式搭建商业银行和弱势群体的融资平台，试图化解公益性小额信贷财务可持续性以及商业性小额信贷目标偏移的难题。 　　二、弱势群体创业就业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实践 　　政府支持创业、就业的金融政策即小额担保贷款政策（以下简称为“小额担保贷款”）起步于1999年，小额担保贷款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贷款政策也在不断完善。本文从政府政策性金融供给以及弱势群体金融需求的角度分别探讨小额担保贷款的实践进展。 　　（一）小额担保贷款政策供给研究 　　1.制度设计层面小额担保贷款兼具政策性和商业性特征。由于小额担保贷款制度设计层面兼具政策性和商业性特征（李征等，2008），小额担保贷款政策性与商业银行盈利性存在矛盾、担保机构积极性不高、下岗失业人员自身原因制约小额担保贷款成功率（范冉冉、陈爱华，2008）；在运行中遭遇各利益主体目标与激励不均衡冲突（陶正方等，2005），小额担保贷款面临运行壁垒（侯强，2008）。 　　2.小额担保贷款运行模式存在地区差异。由于国家层面小额担保贷款政策是一个总体的设计，在实行上各地结合了当地的特点产生了多种不同的运行模式。具有代表性的有江西模式、重庆模式、天津模式（余宏等，2009）、濮阳模式（潘忠等，2010）等，有的注重行政强制性；有的由银行直接受理，取消担保机构的担保环节；有的将担保贷款和创业培训相结合，上述每种模式在运行中各有利弊（具体见表1）。 　　3.小额担保贷款的供给面临多重风险。第一，面临较高的创业经营风险。小额担保贷款政策瞄准的对象是弱势就业群体，这类人群往往存在生产技能不高，创业能力欠缺，再就业的途径较窄等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