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意之辨”与魏晋六朝乐论.docVIP

“言意之辨”与魏晋六朝乐论 　　一、与先秦、两汉相比之下的魏晋六朝乐论 　　由于社会文化与思维方式的变化，魏晋六朝乐论在关注的问题、阐释方法等方面皆与先秦、两汉乐论有所不同。先秦儒家认为乐是礼乐制度中的重要一环，诗、乐、舞是作为异质同构的文化整体存在的，皆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须符合一定的礼制规格，有沟通天人、调和人际、用于邦交、移风易俗、正德和民等作用。汉儒乐论基本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思路，在讨论音乐时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是乐作为礼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角色、地位、分类和作用是什么，强调礼乐对人情性的调控作用，如《史记?乐书》《毛诗序》等皆是此种思路。贾谊、董仲舒等人还将儒家“乐以和政”思想与阴阳灾异的阐释方式相结合，使汉代乐论呈现出新的时代特色。而“声音到底有没有喜怒哀乐”这种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并不是其讨论重点。魏晋六朝时人们在讨论乐的时候在传统伦理道德范式之外开辟了新的途径，开始关注音乐本身，关注乐理，关注声音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如《魏书?乐志》中有陈仲儒、长孙稚、祖莹等论乐，除“乐以象德”的政教之说以外，也从乐理、乐器等方面入手分析音律。同时更加重视音乐在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寄言广意，以及达到诗性人生境界等方面的作用。 　　张少康在《文心与书画乐论》一书中提到：“先秦时期诗和乐是不分的，而乐的地位比诗要高得多。因为乐是和礼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礼乐是治国之本。礼主外，乐主内。那时的乐不是单纯的艺术，不只是一种美的享受。”[1]先秦之乐最为重要的特质即是“和”。《左传?襄公二十年》中晏子以！喻“和”，认为“和”与“同”有根本区别。“和”就像！，集水火醯醢盐梅来烹制鱼肉，又经过厨夫调和味道，济不及，泄其过。也就是说和如！一样不仅较好地融合了多种元素，且将这些元素调和到一种恰到好处的状态。故而君子食之，可以使心态平和。引申到君臣关系上来，和的状态被形容为“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与调和五味一样，使声音相和的目的也在于平其心，成其政。和乐直接作用于心，能使神人相和、政通人和、人心和德，如《左传?昭公二十一年》亦有“和声入于耳，而藏于心”，《国语?郑语》有“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它平它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音乐“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吕氏春秋?大乐》），是天地阴阳调和的结果，是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的“和”“适”状态的体现，更是“道”的体现。此“道”既是儒家之“治道”，又是老、庄所言不可见、不可闻，但却以无状之状的形式存在的“自然之道”。乐有限制嗜欲的作用，从而使人心与世道皆达到“和”的状态。 　　《荀子?乐论》中总结了先秦“音乐―人心―治道”的乐论模式，“以道制欲”“中和”的审美标准等思想直接影响了《礼记?乐记》，《毛诗序》等则上承《礼记?乐记》之思想来论述诗歌、音乐。汉代乐论基本上融合了先秦儒、道所论之“乐”，在自然界，乐是雷震之声、风雨之变；即所谓“乐生于音，音生于律，律生于风，此声之宗也”（《淮南子?主术训》）。而于具体人事，首先钟鼓管弦之音是用来表达人的喜怒之情的；在此基础上，先王作乐以正雅颂之声，感善民心，移风易俗；上古之乐宣和，是明君顺自然而治的结果，而乱主反自然之道方生失乐。声响可以借钟鼓琴瑟来表现，可以被用于庙堂乡里，但其至大至精之处在自然。另如贾谊、董仲舒等人将儒家“乐以和政”思想与阴阳灾异的阐释方式相结合，使汉代乐论具有了新的时代特色。贾谊《新书?六术》中以内在之六法（道、德、性、神、明、命）配外在之六行（仁、义、礼、智、圣、信），以六法体六行的结果便是六艺（《书》《诗》《易》《春秋》《礼》《乐》）。桓谭《新论》中亦将五音（宫商角徵羽）与五行、四季相比附。《白虎通论?乐记》中则将八音与八卦相比附。董仲舒讲“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春秋繁露?楚庄王》）、“礼之重者在其志，志和而音雅”（《春秋繁露?玉杯》）、“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汉书?董仲舒传》），基本上还是将儒家“乐以和政”与阴阳灾异相比附的思路。 　　魏晋六朝乐论与先秦、两汉较大的不同在于，在“乐以和德”“乐以和政”的话语体系之外，也强调“乐以和心”。此心指作为个体之人的内在精神与外在情志。且与心相和之乐并不依附于人心而存在，具有其相对独立的客观形式。嵇康《声无哀乐论》中有“和心足于内，和气见于外；故歌以叙志，！以宣情”，《文心雕龙?乐府》亦有“乐本心术”，《刘子?辩乐》言：“由心之所感，则形于声；声之所感，必流于心。……夫乐者，声乐而心和，所以为乐也。”乐出于心，乐为形，心为意；乐在外，心在内；乐有定数，心无定数，故而乐易听，而心难求。正如《文心雕龙?声律》所言：“外听之易，弦以手定，内听之难，声与心纷；可以数求，难以辞逐。”既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