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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阳书院藏书剖析 　　关键词：嵩阳书院；藏书；古代教育；耿介 　　摘要：藏书是嵩阳书院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于清初的嵩阳书院藏书楼一直保留至今。其图书来源多样，如：皇帝赐书、士大夫赠书、购书、刻书等。其藏书以儒家经典以及随后的理学著作为主，同时还包含一些小学类图书和基本的文史图书，为学生的学习奠定了基础。地方文献资料的收藏也是嵩阳书院藏书的一大特色。 　　中图分类号：G2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4）04-0139-02 　　 　　收稿日期：2014-03-09 　　作者简介：何新会(1977-)，郑州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1嵩阳书院与书院藏书 　　始建于五代后周时期的嵩阳书院，在北宋时期发展很快。当时有四大书院之说，嵩阳书院即是其中之一。随后数百年间，嵩阳书院兴废不常，废于金、元。明嘉靖年间，登封知县侯泰于故址复建嵩阳书院。清康熙年间，在耿介努力下，嵩阳书院一度复兴，随后又渐趋没落，在这一过程中，书院藏书也随之变化。 　　教育、学术研究、藏书是我国古代书院的主要功能，书院教育和学术研究都离不开藏书。班书阁在其《书院藏书考》一文中认为：“书院所以教习士人者，而书籍有教士之具。使有书院而无书，则士欲读不能，是书院有教士之名，已失教士之具。故凡教士之所，皆有广按典籍之必要，以供学者之博览。”［1］嵩阳书院也把收藏图书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可以说，嵩阳书院教育事业的兴衰与书院藏书的发展息息相关。 　　嵩阳书院藏书楼的早期情况已不可考，“沧桑屡易，书院兴废不常，昔时藏经之所，已无复有存者。”［2］今日藏书楼建自清初，位于嵩阳书院的最后一进院落，是―个面宽五间、硬山卷棚式两层砖木结构建筑物。康熙二十一年(1682)，河南巡抚王日藻在耿介的游说之下，捐俸建藏书楼五楹。耿介《创建嵩阳书院藏书楼碑记》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抚军王大中丞华亭先生，恭膺简命，来抚中豫，于大梁书院开坛讲学。介以固陋，亲承德意，从容言及嵩阳书院。先生?{言岳降之胜，拭目洛学之兴，慨然节损清俸，建藏书楼五楹。”［3］藏书楼门前的对联“万卷缥湘藏名山传其人究竟本原无二理，千秋文献继往圣开来学要知体仁总一心”［4］对藏书楼的功能做了准确的概括。藏书楼建成后搜罗图书，以充楼藏，供学者阅读。清代诗人焦钦宠曾登楼赋诗：“书院藏书书有楼，楼环三色望中收，不才幸坐春风里，立雪程门许我游。”［5］ 　　2图书来源 　　2.1嵩阳书院在宋代多次受到朝廷赐书 　　为统一思想，维护统治，推广代表正统思想的御纂、钦定和官刻正经正史之类的标准读物，宋太宗赵匡义于至道元年(995)向嵩阳书院颁赐《易》《书》《诗》《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仪礼》《周礼》《礼记》等国子监印本九部经书作为教材。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朝廷再次赐给嵩阳书院九经、子、史诸书。御赐书籍，表现了朝廷对书院的重视。通过赐书，书院不仅丰富了藏书，又光耀了门庭。在当时，有幸获此殊遇的书院为数不多，嵩阳书院也因此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声望，开始名声远扬。 　　除赐书之外，宋代嵩阳书院的藏书亦有其他来源，只是其他方式已不可考。唯清代留下了较多史料，为我们认识藏书来源提供了依据。根据这些史料，清代嵩阳书院藏书来源于社会捐赠、书院自行购置和刊刻等途径。 　　2.2官员和学者的赠书 　　嵩阳书院收到的赠书主要来自官员和学者，其中部分图书是捐赠者本人的著作。如：河南按察副使、提都学政蒋伊将自己所著《万世玉衡录》《臣鉴录》等五部书赠与嵩阳书院。江西瑞州府同知焦贲亨“卧于病榻，闻嵩阳事，因赠书多种，命置之藏书楼为诸生诵习。鲁山教谕李兆元闻耿介倡学嵩阳书院，命子李瀚往学，并赠书多种。”［6］学人赠书者如《嵩阳书院志?藏书》载: “诗经注疏大全一部、诗宿一部、纲目分注拾遗一部、博物汇典一部、修辞指南一部，以上五部焦锡三先生赠书”［7］，其他学者俞存斋、秦定叟、冉觐祖、窦克勤、万圣阶等，在嵩阳书院任教时，也将自己的作品捐赠给书院，供士子学习。 　　2.3书院购置和刊刻 　　捐赠具有不确定性，书院藏书除赐书、赠书外，尤以购置、刊刻书籍为大宗，这是充实书院藏书的主要途径。据康熙《嵩阳书院志》和乾隆《登封县志》记载，耿介为嵩阳书院捐地200亩，垦荒130亩，以供书院办学开支之用。受耿介的影响，河南各地的官绅、名儒，如：河南省学道吴子云、登封知县张圣诰等均购置学田捐给书院，共为嵩阳书院捐学田地1,500多亩。另外，乾隆年间嵩阳书院还得到了官府给予的田产。书院由此获得了比较充足的办院经费，从而为购置和刊刻书籍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书院藏书服务于教学，讲求实用，嵩阳书院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根据自身需要，有选择地进行购书。耿介认为：“圣贤之道，散见典籍，缺而不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