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媒质形态下人际传播特色剖析.docVIP

广播媒质形态下人际传播特色剖析 　　本世纪传播学从“枪弹论”――“有限效果论”――“受众中心论”衍变的实质表明：“从传播对大众或受众集合体具有的直接的普遍的影响之理论，转向承认人际交往在传递和证实由媒介产生的信息和观念中扮演了中介角色。”①实践证明，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结合，不仅是利用人际传播来补充、强化大众媒介的传播，而且也有利用大众传媒来辅助、扩大个人传播，以检验个人传播和媒介传播的共同效果。这其中，“广播”形态的人际传播在与其他媒质形态下的人际传播相比较的过程中，因其媒质本身的差异而使其具有了更为显著的特色。 　　与“人与人、面对面直接交流”形态下的比较――“广播”人际传播是一更具自由而灵动式的人际精神性交往。与日常生活中“面对面”直接接触性的体验不同，“广播”人际传播所突显的“自由而灵动式的人际精神性交往”的特征具体体现在：它首先给予了广播听众其来自心理层面上的自我保护与安全的需求。我们知道，日常人际交往的过程是一种“近距离、面对面”式的人际交往，这种人际交往虽承载着言语信息所无法承载的大量非言语信息，但“非言语”信息的传输在很多时候却成为人际“倾心”交流的最大障碍。“眼睛在向对方撩开自己心灵面纱的同时，而另一心灵也正试图撩开你的面纱。”人际交往中面对面、眼睛与眼睛的碰撞，在直视对方眼睛的同时，不仅帮助“我”认识了对方，也帮助“他”认识了“我”。在连接两只眼睛的直线上，目光承载着自己的个人人格、自己的情绪、自己对对方所怀有的冲动。为此，社会几何学的一个主题就是距离在社会互动中的意义。人与人的相互作用，除了它一般所包含的意义外，也被感到是空间的填充。所有的人似乎都有一种个人空间感，即他们同其他人接触时喜欢保持的距离。“距离太近，我们其实并不能充分的自由的交往，距离太远，又缺乏交往的必要环境。”②在现代都市的拥挤与混杂中，出于一种“自我安全”的保护，人需要在“拥挤与混杂”中保持一种人与人之间可以间隔的距离、一种心理上的距离。因为尽管“大多数现代人在希望他人了解自己，也渴望理解他人的同时，更害怕在与他人接触的同时而受到伤害”，所以，为了满足交流的需要，人们选择了与他人进行无关紧要式的交流、漠然地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作为仅凭声音来传播的中介――广播，在以“远距离、互不碰面”的人际交往的情境之中，获得了与现代都市人心理趋同的人际交往的特征。其次，“广播”人际传播还赋予了听众另一可以产生的、一种绝对自我满足式的心理需求。从本质上说，“耳朵是非常利己主义的器官，它只索取，但不给予”。听众在“远距离、互不碰面”的广播人际传播中，以只“听”不“看”式的交流方式，从而获得了在继“自我保护与安全”等心理需求之外，另一种绝对可以“自足”式的心理需求，即“实现着一个人的利己主义和社会的目的论的综合”。最后，在“远距离、互不碰面”的“广播”人际传播过程中，它还让听众获得了比“近距离、面对面”式的人际交往更具自我与理性的价值判断。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认为“理智是通过耳朵而来的”，理性思想传播的途径主要是交流和演说，因而声音的传播就显得十分重要。至此，一种如影随形、不带有任何强制与胁迫，且充满自由与灵动式的人际精神性交往就此赋予了广播媒质形态之下人际传播以恒久的魅力。 　　与电视媒质形态下的比较――“广播”人际传播更具及时性、针对性与有效性。学者杨乘虎认为：③以央视《面对面》为代表的电视媒质形态的人际传播，其“最大、最难调和的矛盾是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在接受与反馈上的差别不利于主持人更有针对性地满足受众需求，并对传播中的偏差做及时调整。”此外，为“求得大众普遍关注话题的选择”、“非语言符号信息的视觉模糊与干扰”及受电视访谈“现场情境”等多种传播手段与条件的制约，都使电视媒质形态之下的人际传播难以获得与最初所期待的“时时而有效”传播的效果。 　　相比较而言，以采用“主持人热线直播”为代表的“广播”人际传播，则将人际传播之中“即时反馈”与富有“针对而有效”传播的效果表现得更为充分。在广播与现代通信工具(电话、网络)等共同搭起的空中平台之上，广播“主持人热线直播”节目在保留大众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大、形象生动、真实可信的同时，也融进了人际传播“时时”交流、亲近平等、互传真情的特征，一反传统的节目样式。“主持人热线直播”节目改变了广播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以往媒介大众传播的模式是“我们(大众传播媒体)―受众”，而“主持人热线直播”节目的传播模式则是建立在“我―你”关系基础上的复杂模式。由于有了人际关系的存在，广播“主持人热线直播”节目就此形成了一种互动性很强的节目样式。节目现场的传者和受传者之间已没有固定的界限，主持人与听众之间的话语交流和反馈是即时的，他们之间的对话“既保持人在传播关系中的完整性，也使人在这种完整关系的传播中，得以碰撞和相遇。”④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