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公英”梦想.docVIP

“蒲公英”梦想 　　北京西南五环外，大兴区西红门镇寿宝庄。 　　城市蔓延到这里已经有些无力，公共汽车要慢腾腾两个小时才从城市中心摇晃到这里。虽然行政区划上隶属于北京市，但这里的一切都和城里不同，低矮破旧的房屋，坑坑洼洼的道路两旁，只有零星的路灯。在这里生活的人，绝大部分是附近的新发地批发市场的菜农或菜商。 　　这里通常被叫做“城乡结合部”。事实上，寿宝庄不只是城乡结合部，还是大兴区和丰台区的交界处，就连住在这里的人，也称此处为“三不管”地界。 　　只有一处格外不搭调。大铁门上满是五彩的涂鸦，蓝天下开满了花朵，门柱用碎玻璃拼的马赛克粘满了，绿草、黄花，在冬日阳光照耀下，万花筒般熠熠生辉。 　　这里是“蒲公英中学”――北京市唯一一所专门为农民工子女开办的中学，并且是非营利性的。在这个城市偏僻的角落里，这所学校已经坚持了七年。 　　 　　蒲公英落地 　　学校不起眼，它的创始人却都来自社会精英阶层，而且是清一色的“娘子军”。 　　7年前，这个由20多位高级知识女性自发组成的小团体不定期地举办聚会，其中包括，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夫人Sarah T.Randt，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叶小玮，“艺术家无国界”组织创始人叶蕾蕾，毕马威会计事务所合伙人郝荃等。 　　这些“母亲”一直在讨论是否能做些公益事业，不要太大，但要持久。想来想去，最重要的，还是下一代的教育问题。 　　当时，将近52岁的郑洪从美国回国，她曾在哈佛大学攻读公共管理，并参加过美国的一些公益组织。加入这支“娘子军”后，她提议，应该关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郑洪和中华女子学院的老师张健用了近半年时间在北京走访打工子女学校，调查学校地点，学生数量，办学人背景，学生受教育情况，所学课程等。 　　结果让她非常吃惊，根据当时的统计数据，北京有50万农民工子女，350多所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但没有一所初中。也就是说，这些孩子在小学毕业后，即面临着要么提前走上社会，要么与父母分离回老家继续求学的选择。 　　郑洪还发现，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大部分是营利性的，为了保证收益，必须超低成本运作，许多学校的教室窗户是纸糊的，门用木栓抵着，冬天孩子们的手冻成了胡萝卜，一个老师负责6个年级的课程，教学质量无法保证，孩子们在这里只能完成扫盲，学会加减乘除，但离义务教育的标准还差得远。 　　帮助农民工子女改善教育的提议得到了“娘子军”成员的赞成。她们本来的计划是，与一两所现有学校协商，提供资金和咨询等服务，没想到竟然找不到一家。没人能理解当时这些人的新观念，对“非营利性学校”模式闻所未闻，更没法接受“财务透明”的条件。 　　直到2005年初，这条路还是没能行通。娘子军们于是决定，干脆自己办一所非营利性中学，专收适龄的农民工子女，郑洪被推举为校长。 　　学校的名字定为“蒲公英中学”。蒲公英虽小，随风四处飘摇，但只要给它一块土壤，就能落地生根，像极了农民工子女的命运。这20个人的娘子军，也因此有了名字：“大蒲公英”。 　　2005年4月，校址选定，大兴区寿宝庄的一所废工厂，郑洪第一次来就拍了板。当时这地方虽然只是堆砌着碎石和残砖的废墟，但空荡的长方形空地、三个大厂房，收拾一下就能改成操场、教室和宿舍。那时院子里，遍地是饱满的蒲公英花。 　　第一年租金是32万，场地改造费50万。“大蒲公英”成员开始四处“化缘”，凭着各人的职业声誉和社会地位，款项很快筹齐， 郑洪的一个朋友甚至把准备买房的20万都借给了她。“几年之后，等我还他，20万连三分之一个房子也买不了了。”郑洪说，“仗着谁都没想那么细，这事儿就办起来了。” 　　除了现金，桌椅、床铺，锅碗瓢盆都是募捐来的，就连纸和信封，也都是募捐来的。和小学不同，初中增加了物理、化学、生物课等基础科学课程，“大蒲公英”还找到资源给学校捐建了简易的实验室。 　　从4月到8月，20个娘子军天天开会讨论办学招生事宜，与一般民办学校不同，她们一开始就想到，要办学，需要取得政府的支持。大兴区区长、副区长、主管教育的区委经常被邀请到校参观，从校舍破土动工，到7月开办学生夏令营，到8月开学典礼，9月运动会，学校一有活动，郑洪就请区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来参观。 　　2005年12月，大兴区委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8人小组，调查了在校所有员工的人事档案、教师合格证、财务、安全、课程设计等等方面后，给蒲公英中学打了90多分的高分（百分制）。 　　2006年1月，蒲公英中学收到了《关于同意成立北京市大兴区蒲公英中学的批复》，“蒲公英”终于可以落地了。 　　 　　发现北京 发现自己 　　城市里的农民工子女，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为了能父母照顾下长大，他们跟随父母背井离乡，但父母为了谋生，往往无暇照顾他们；家乡的小学与城里小学在课程与教育水平上的差距，使得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