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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假释制度立法完美构想 　　摘要：我国假释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如对累犯及特定犯罪不得假释的规定，假释撤销条件及撤销后处理上的缺陷等。完善我国假释制度立法的构想：对累犯及特定犯罪可以适用假释，但要严格适用条件；对未成年人等特殊罪犯则应放宽适用条件；假释期间新罪被免除刑事处罚或超过追诉期限的，撤销假释。新罪为过失犯，或漏罪超过追诉期限的，是否撤销假释，酌定之；考验期满后发现漏罪尚未超过追诉期限的，撤销假释。超过追诉期限的，酌定是否撤销假释；考验期满5年内发现新罪尚未超过追诉期限的，撤销假释。考验期满5年后发现新罪尚未超过追诉时限的，酌定是否撤销假释。新罪超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不得撤销假释。 　　关键词：假释制度；适用条件；撤销条件；刑法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9)05－0079－04 　　 　　假释制度是我国新旧两部《刑法》都予以规定的一项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该项制度自从1829年在澳洲首创以来，已被世界各国刑法广泛采用，对于该项制度的优越性与科学性问题，我国台湾学者韩忠谟先生指出，假释制度施诸科处长期自由刑人犯，尤其对受无期徒刑之执行者，颇有裨益，盖无期徒刑及长期徒刑人犯，身羁囹圄，来日方长，虽具改悔之心，难有出狱之望，不免沮其向善之忱，而甘于暴弃，假释制度对于此辈，认有悛悔实据，而执行又达一定期间者，准许暂时放免出狱，如能继续保持善行，则在所余刑期或其他法定期间经过后，即不再执行其刑，如是，对于已有悛悔实据者，既可免却不必要之执行，而对于尚在悛悔中者，又可予以自新之路，而鞭策其向上，用意至善。我国在假释制度的立法上也在不断完善之中。与1979年《刑法》相比，1997《刑法》中关于假释制度的规定，无论实体还是程序上都更为缜密。从两部法律所规定的具体内容上来看就一目了然。1979年《刑法》对假释的规定只有3个条文，字数为271个，而1997年《刑法》对假释的规定增加为6条，字数增加到676个。这是罪刑法定原则中明确性原则的具体体现。然而仔细推敲1997年《刑法》中假释法条的具体内容，仍然存在着不少缺陷需要进一步改进。 　　 　　一、假释制度中限制性条件的缺陷及比较 　　 　　(一)假释的限定条件与实质条件存在冲突 　　我国1997年《刑法》第81条第1款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 　　第2款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根据以上两款的规定可知，第1款规定了可以假释的实质性条件，即“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条件，也就是说，罪犯能不能被假释，必须具备确有悔改表现与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实质条件，对于不具备这一条件的，不管是什么样的罪犯。不管原来是故意犯罪抑或过失犯罪，也不管刑期已执行多久，均不能被假释。然而，第2款所规定的限制条件中，却把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一律排除在适用假释之外，与前款内容有明显的冲突。以下主要以累犯为例来加以说明。 　　详言之，对累犯的处理，1979年《刑法》与1997年《刑法》相比，后者遏制的力度加大了，表现在把原来构成累犯的时间条件从3年延长为5年，这是根据我国累犯发生的实际情况在刑法中做出的应对。这一立法修改对累犯本身来讲，扩大了成立范围，从宏观上体现了比较严厉的打击政策。同时，从累犯的处罚原则来看，根据1997年《刑法》第65条的规定，“应当从重处罚”，这是一条刚性的从重处罚的规定，没有丝毫自由裁量的余地。笔者认为，之所以对累犯从重处罚，不是因为累犯的社会危害性增大了，而是由于累犯征表出犯罪人有了人身危险性，或者其原有的人身危险性增大了，根据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现代刑罚理念与刑罚目的以及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对累犯从重处罚是情理之中的事。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对于累犯，该从重的已经从重了，为什么在累犯制度之外另设排除假释可能性的规定呢?事实上，不论累犯的人身危险性有多大，在刑法执行过程中，通过有效的教育与改造工作，都会或快或慢地减弱乃至完全消失。那些被判处较长刑期的累犯，如果其人身危险性已经完全消失，符合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实质条件，且已符合所执行的刑期条件的话，就没有不予假释之理。对此，有的学者指出，假释制度是罪犯在监改造表现符合法定条件时而享有的权利，因此不能在立法阶段对其予以剥夺。在现行立法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