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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产品价格调控难点剖析兼析政策运行逻辑 　　内容摘要：正如斯蒂格勒（stigler，1975）所言，在尚未理解社会为什么要采纳这种政策之前，很难对关于如何改变这些政策提出有用建议。同样，在未能充分理解农产品价格调控的困难之前，或者说，未能充分理解调控政策的运行之前，是难以对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的，基于此，本文对我国农产品价格调控的难点进行分析。 　　关键词：农产品 价格调控 调控 政策运行逻辑 　　我国农产品市场本身的复杂性 　　农业本身的特殊性。农业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交织在一起的过程，故农业生产流通不仅受经济法则的支配，也受自然法则的影响，正如前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1991）所言，“在经济建设中，命令一行政体制是不可接受的，而该方法在农业中更是行不通的，因为农业是与土地、极其多种多样的自然气候条件打交道的”。 　　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市场本身的复杂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产品市场与农产品价格扮演着极其关键的角色。然而，由于农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在空间上分离、农业投入与农业收获在时间上的不一致等特征，商品的易腐性，以及基本主食的政治敏感性，农产品市场容易成为一个交易成本高、风险巨大和经常被政府干预的市场。而且还要在投入品监管、分销、产后加工、储存、物流以及流动性约束、契约执行和不完全信息等方面遭遇诸多挑战。无论采取何种组织模式，以上都构成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市场的基本特征。市场的开放可能会加剧一个现代化的有效营销部门的潜在二元化：那些拥有足够规模和资本的组织更加容易接近市场，但穷人则被牢固地束缚在那些传统的、低效率的营销渠道（Barrett and Mutambatsere，2008）。毋庸置疑，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一般都依赖于运行良好的农产品市场。从这个角度而言，在发展中国家对农产品价格进行调控，其难度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的市场机制更加完备，因而能够确保通过宏观政策或部门政策改变微观层次决策者所面临的激励和约束。 　　人类对市场的“无知”与知识的不完全性。人类面临的决策环境高度复杂且高度不确定，而环境的变化又远超过人类自身的控制能力，这样，各行为主体不可能对未来完全预测。面对复杂与不确定性的环境，任何行为主体都应小心谨慎，不应过于相信自身的理性能力。在社会领域，人类更是具有一种不可避免的无知，且这种无知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文明的进化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现代社会的自我协调机制正变得越来越复杂。承认这一点，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极为重要，因为正是那些相信自己会变得全知全能的好心人，最容易变成阻碍社会发展的因素（Hayek。1937）。正如苏格拉底所说。承认无知乃智慧之源。正因为如此，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行为主体，其参与市场时，都必然受到他们对市场的“无知”和知识不完全性的影响。 　　农产品调控政策过程的复杂性 　　首先，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出台（包括判断、分析、出台、实施）的基本难点在于：任何单一的政策工具（比如对某种具体农产品的干预措施），往往会产生非常复杂多变的经济与社会后果，这些后果既有短期的，还有中长期的。其中有很多后果是很难准确预测的（Janvry and Sadoulet，1987）。因此，一个好的经济学家与一个坏的经济学家之间的区别就只有一点：坏经济学家仅仅局限于看到可以看得见的后果，而好经济学家却能同时考虑可以看得见的后果和那些能推测到的后果。一般情况都是，当时的后果看起来很不错，而后续的结果很糟糕，或者恰恰相反。于是，坏经济学家总是为了追求一些当下的好处而不管随之而来的巨大的坏处。而好的经济学家却宁愿冒当下的小小的不幸而追求未来的较大的收益（巴斯夏，2003）。另外，根据一般均衡的基本逻辑，所有市场几乎都是密切关联的，所有政策制定、执行、评估都必须考虑时间、空间、不同品种问的动态的、跨区域的、跨品种、跨领域的复杂关联。与此同时，政策的执行效果往往还必须受到国外市场、国外政府政策以及大自然（尤其是极端气候）的制约。如果我们片面强调某些领域，片面将各种资源配置到某些据说是非常重要的领域中，其预想不到的后果就可能是：减少其他同样也必不可少的领域中的资源，从而会减少那些领域的供给。因此，当我们用行政性手段刺激某个领域时，这种行政性手段就使得其他领域的资源被迫减少，从而有可能导致其他领域的价格上涨。这是一个典型的“按下葫芦起来瓢”的过程。如果市场是有效率的，就很难找到真正闲置的资源，就很难出现增加某个领域的产出而不减少其他领域的产出一这正是帕累托以及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所告知我们的。如果经济在生产可能性前沿上运行，增加粮食产量必然需要减少其他农作物或其他消费品的产出。或者增加蔬菜的产出很可能就减少了猪肉或者住宅的产出。政府不能替社会判断什么东西是社会最需要的。社会最需要的东西，